在緬甸,我想起苦勞網

2015/07/08
獨立撰稿人

【編按】4月前後,苦勞網成員為了加強募款工作,補足運作上的財務缺口,於是向各屆夥伴進行推薦苦勞網的邀請,起初,向這位與苦勞網認識多時,並且一直以實際捐款行動來支持我們的香港記者張翠容邀稿,原先說我們只需要300到500字的短文推薦即可,說完後張翠容便乾脆地答應了我們的邀請。過後,正逢他到緬甸進行走訪,於是,我們有了這篇綜合了作者在緬甸當地的觀察,衍伸到對國際NGO、在地社運與新聞產業想法的長文。文中,張翠容給了苦勞網一個有意思的描述,他形容苦勞網是掌握自己命運的在地媒體,是需要大家支持的「土產」。

捐款支持苦勞網

 

走訪緬甸期間,竟然記掛起苦勞網來。苦勞網是台灣一個獨立媒體,而且身負「社運」角色,即透過獨立報導評論,令大眾貼近真相,從而推動轉變,令社會能夠往前走。它不僅立足台灣,還面向國際,好讓我們有更廣闊的視野,再回看和思考自已的問題。

苦勞網可貴之處,在於它的獨立性,沒有依附任何財團,自力更生,靠的是大家的小額捐款支持。在現今的社會,講獨立,談何容易,但又如此重要,因為這才能擺脫各方勢力的操控,為真理、按良心,自由地說話,發揮暮鼓晨鐘的作用。

苦勞網不是外來物,而是在自己家園的土地上一直默默灌溉,開墾。每個地方都需要土產,因土產對我們身體最好,而苦勞網就是台灣的「土產」。這種「土產」,只嫌少,不嫌多,我們有義務去支持和保護之。

耐人尋味的跨國NGO

為甚麼有這樣的感懷?這由於在緬甸,我看到眾多外國NGO的身影,一如其他發展中國家,我也見怪不怪。這些NGO都自稱前來協助建構公民社會。

無疑,公民社會是民主的基石,但過去廿年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它變得愈來愈NGO (非政府組織) 化,而那些NGO又愈見跨國化。各國人民互相溝通、交流和支援,本來是件好事。世界公民、地球村等等,都標榜著人類可不分彼此而團結起來。可是,細看NGO的發展,當中卻有耐人尋味的地方。

所謂非政府組織,乃指獨立於政府之外,在地方、國家或國際級別上成立的非謀利自願公民組織。這類組織在公民社會成熟的富裕歐美地區最流行,大大小小、形形種種,基金會更大行其道,他們往往是NGO背後的財政來源。其中來自大家族的基金會,勢力足以令政府低頭。

有基金會作金主的NGO,不少非常多元化和國際化。有趣的是,他們如「大白鯊」,哪裡有「血」便去哪裡。換言之,發展中國家多是他們的目標,特別是處於民主轉型的地方,當大門一打開,這些國際NGO便蜂擁而至。

三月在突尼斯,這些國際NGO已看得我眼花撩亂;今次在緬甸,國際NGO如雨後春筍,視緬甸為一塊處女地大力開墾,與外資不無兩樣,大家都趕快插枝旗,霸地盤,令我有點頭眩。

輸出主流政治意識型態的大白鯊

舉個例子,有朋友推薦我去找某德國NGO的主任聊天,此君已在三年前來了仰光開辦事處,其工作是扶助緬甸政黨如何鞏固他們的民主運作,由於性質敏感,他首先會資助當地人創辦相關的NGO,由他們出面與各政黨交往,而該德國NGO則在背後主持大局。

一問之下,原來德國NGO名義上是NGO,但由國家和德國政黨出資,向第三世界輸出歐洲主流政治意識型態,企圖塑造他們的發展模式。如是者,這等NGO其實也是權力機構的代理人,再由這代理人找代理人,代理人又找代理人,弄得大家都糊塗了。

德國如此,其他大國一樣趕著向緬甸人「洗腦」,你拉我拉,受眾不變得精神分裂才怪呢!

當一個國家處於轉型階段,尤如站在十字路口;此刻,來自四方八面的力量都會向你招手:來啦,來我這一邊,我可以幫到你。例如緬甸,公民社會開始萌芽,如何抗衝仍處於強勢的軍方,實在重要。

一些背後有財閥、國家級基金會支持的跨國NGO,披著NGO外衣,背後搞的是地緣政治,幾條腿走路。一方面說是推動緬甸的公民社會,另方面又頻頻與軍方私下建立關係,名義上是協助轉型,但看起來更像是為自己國家搭橋,這算不算是祕密外交呢?

一位緬甸年輕人告訴我一個有趣的經歷。他兩年前參加一個本地NGO,它不時開設訓練營,就是教人怎樣去示威,可是所去抗議的不是甚麼社會不公不義的事情,例如最近政府大力推行教育私有化,便沒有人去抗議,反之是該NGO專針對某國在緬甸的投資項目。

本來監察外資的投資活動是否造成對國家的傷害,是理所當然的;奇就奇在監察對象明顯有選擇性,而且只針對某一個國家,那位年輕人也覺不對勁。他還說,NGO的興起,為當地年輕人提供不少工作機會,有些為了「打好這份工」,亦不會多想,總之你叫我做的,我會做到最好。

轉型階段的緬甸新聞產業

此外,緬甸在轉型階段中的新聞領域,也是兵家必爭之地,因為新聞產業與輿論息息相關,一切得從新聞教育做起。過去,在軍政府嚴控下的緬甸各大學,竟然沒有提供新聞教育,只有一間有提供但課程得由政府設計,真是豈有此理!

好了,現在開放啦,歐盟立刻前往開設新聞學院,大鱷索羅斯主持的「開放社會基金會」自不甘人後,亦在同時間在緬甸創辦他們的新聞學院,雙方都自稱要推動獨立傳媒,訓練專業記者,令緬甸年輕記者趨之若鶩。近年緬甸出現多場由國際機構主辦的傳媒高峰會,也是個有趣現象。

無可否認,緬甸過去的新聞業無專業可言,一切由軍政府控制,任何內容必須經過官方審查,這是典型的專制國家的做法。

我去探訪一間緬甸民營報館,地方簡陋,看得出艱苦經營,但各工作人員鬥志激昂。我有機會與其老板聊個天,他讓我了解到緬甸同行的一頁奮鬥史。他原來也是記者出身,後辭職辦報,那是八、九十年之事,軍政府容許民營媒體,只不過需過官方審查系統。當時他以經濟新聞為主,這領域較少風險,後慢慢加入政治新聞。

獨立發展在地新聞的反思

一零年開放後,不久審查系統亦取消,但這是否便可享新聞自由?答案是:不!因政府仍牢牢掌握不少資訊,不願開放給傳媒,傳媒很難求證,遇有甚麼爭議,吃虧的多是傳媒,並會有可能面對牢獄之災,去年有份小報便被政府起訴,連老板和記者共九人敗訴,正在獄中捱苦。

我指他們應大力推資訊自由法,這是新聞自由第一步。其後我又與另一年輕記者A午聚,他告訴我,當有西方機構來到緬甸建新聞學院,又主辦新聞研討會,本來他感高興,積極參與。他曾參加一訓練課程,教他們如何在衝突地方採訪。怎知一完成課程,緬甸某地區便立刻有衝突,導師示意他按所學到的,前往報導。

該記者心生奇怪,怎麼如此湊巧?再者,真的要按他們那套嗎?那一套有助尋找真相,還是激發更多衝突?他這一問,正是他獨立思考的開始,我為他鼓掌。

此外,A又指出過去兩年間,有不少新聞討論會,所要探討的大多是緬甸新聞業的問題與發展。主題雖然講緬甸,但主辦單位幾乎全來自歐美的組織。

A告訴我,一次他受邀參加,一入會場才發覺他原來屬少數緬甸記者之一,大部份與會者乃來自歐美的新聞從業員、傳媒學學者、和國際NGO工作者。A當時很奇怪,為何討論緬甸新聞業的問題與發展,要由一大群西方人士來主導?難道他們比本地從業員更了解問題的所在,以及發展的路向?

要知道,A不是政府傳媒的記者,他在民營媒體一直逆流而上,能有此拷問,代表他具有獨立批判精神 ,他不是主流,大部份同行面對挾龐大經費而來的國際組織,早就認定對方是救世主。

沒有白吃的午餐 外國勢力非慈善家

這個現象不獨出現在緬甸,其他發展中國家亦言。如有留意西方基金會的工作,美國自然比歐洲強勢,不少主攻傳媒與教育,對扶貧則沒甚興趣,為甚麼?不言而喻吧。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是其中的表表者,他們最熱衷的就是新聞教育,從突尼斯、烏克蘭、緬甸,甚至在香港,中國內地,他們都甚為活躍。除非你真的認為這些財閥是大慈善家,不然是沒有白吃的午餐。

有趣的是,日前竟讀到一位香港本土派年輕人這樣寫道:「只有我們配合外國勢力,對中共施加壓力,香港才有希望…….。所以,我們香港要有『被利用的價值』,因此我們更應緊守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容中國抹掉。否則,當香港淪為跟中國一樣,在外國眼中,根本沒有利用價值可言。」

我理解他的「天真漫瀾」,只怪我城香港一直自稱國際城市,其實卻不知世界是怎樣運作的。環顧世界的代理人戰爭,有多少是由無知開始?

因此,我在緬甸則想起苦勞網,緬甸必須有自己的「土產」,我期待見到緬甸「苦勞網」的出現,不需依靠背後有財閥金主的外國NGO來指點江山,這樣才能有一己的聲音,掌握自己的命運。

責任主編: 

回應

豬頭才拿香跟拜劉曉波
2017-07-18 王大師論壇(刊於東森雲論)

突然發覺,台灣除了愛造本土神壇外,也喜歡拿香跟拜外來的和尚。主張兩岸統一的劉曉波就是一例,尤其諷刺的是,這位來自對岸的大統派,卻被寶島的大獨派默默瞻仰著。
到底誰是劉曉波?世人是否該對他崇拜?我認為敬重是可以,但要表揚他或是拿香跟拜那就免了。畢竟除了很不怕死之外,對近代的中國歷史來說,劉曉波的功不見得大於過,他甚至不配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
但這個基金會,連季辛吉這位閻羅王分身都頒了;還給了剛就任啥都沒幹的歐巴馬,不到8年就遭《紐約時報》喻為美國二戰以來最窮兵黷武的總統。所以諾貝爾頒給劉曉波,幫助西方國家用輿論圍堵崛起的中國,也只是剛好而已。
如今過了7年,讓我們好好的檢視一下到底誰是劉曉波。既然是西方人把劉扛上神殿的,吾人也一起引用西方人的《衛報》,來看看這位和平悍將到底是何方神聖。
這篇刊於2010年的報導指出,異於和平獎的核心價值,劉曉波這位在獲獎前根本沒人理睬的異議分子,其實十分好戰。他公開支持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會反對的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尤其是後者,如今世人皆知,美國當初派兵根本毫無依據,隨便掰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就將一個現代國家打入舊石器時代。
除了這兩個中東戰端外,劉曉波對西方人屠殺咱們亞洲人也十分捧場。報導指出,劉一直遲到2001年,仍對越戰與韓戰拍手叫好,然美國對這兩國戰事的殘忍程度有目共睹。
老美在中南半島扔下的炸彈數量,比二戰盟軍的總和還高;在韓戰,為了殺掉最多的平民,索性炸毀一系列的水壩淹死百姓,構成屠殺平民與摧毀民間設備的戰爭罪(War Crime)事實。這些事蹟,竟讓「愛和平」的劉曉波叫好!?這位老兄在一篇文章中「天真的」認為,之所以支持美國的惡行,是因為這個國家的任何戰爭都是以「人權」為出發點。
不確定這位老兄是抽了哪牌子的大麻,居然讓他認為美軍屠殺上百萬人、抓了上千個異議分子入關達納摩灣刑求、於全球逮補洩密人士史諾登與亞桑吉、讓維基解密的曼寧從正常人出獄後變性錯亂,以及到處透過網路科技監聽老百姓的舉措,是「替天行道」?
不要忘記,越南與其鄰國如今還因美軍在戰爭期間所投放的橘劑跟地雷,每年慘死一堆無辜者,且老美直到現在仍不承認犯下的「危害人類罪」。劉曉波不幫忙受害者發聲也就算了,還公開支持這些惡行,甚至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近乎種族清洗的作為。
或許讀者會好奇,為何一個中國人,會如此挺老美「莒光園地」般的政戰價值?道理其實很簡單:美國在全球各地設置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這類的特務組織。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上維基百科一查,馬上就可發現劉曉波的資金來源,其中很多是來自這喜好顛覆美國敵人的情治機構。
中國大陸很多「高價值」的民運分子,如王丹、達賴、藏獨人士以及部分台獨組織,背後都有「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這個特務組織,也是六四天安門、烏克蘭暴動、顏色革命、太陽花與香港占中的背後靈。
或許隨著金流追查,就會發現,劉曉波可能根本不是什麼「民運人士」,更不是什麼「和平分子」,而是大剌剌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夥伴,專門派來亞洲國家遂行美國霸權主義的棋子。
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上述事蹟在「封閉集權」的中國大陸是家喻戶曉的常識,卻在「自由民主」的台灣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都是「難以置信的神話」。或許身為台灣人,我們可以徹底反省:到底這個國家與北韓有何根本性的差異?連講個「蔣介石」都會「404 Page Not Found」的國度,會有思想自由嗎?
左派思想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就常嘲笑西方國家的造神能力,他說:統治階級為了方便管理人民的「豬腦袋」,必須調配出「必要的幻覺」(Necessary Illusion),教導人民誰是神、誰又是罪人。
因此,有著豬腦袋的台灣人,被諾貝爾這神話製造器給調配出劉曉波這位西方如來,卻不知這是人家中、美、歐等大聯盟打輿論戰的一環。不可諱言,劉曉波是個不怕死的硬漢子,也很會寫文章,但要說他是愛和平的民主烈士,這套「莒光園地」劇本可能還需要多點想像力。
尤有甚者,與鄧小平這類於一代之間就把中國上億人口從赤貧中帶出的人相比,劉曉波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可說是謂微不足道。一旦因老美的顛覆劇本奏效,導致大陸再度陷入文革,或是伊拉克般的「民主煉獄」時,這位老兄可更適合浸豬籠,因為:他的勝利,意味著大陸會被無秩序的民主投機客顛覆,後果將波及台灣的政治與經濟穩定。劉的成功,甚至意味著台灣會被不情願的逼入祖國統一。所以,台灣人,你們真知道自己在挺什麼嗎?

NGO玩潛規則 成西方霸權打手
2017-11-15 旺報 記者宋秉忠/台北報導

美援曾經成功穩定國府遷台後的局勢,奠定台灣日後發展的基礎。台灣三、四年級生一定還記得: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提供的美援麵粉袋做成的大內褲,上面寫著「中美合作 淨重20公斤」。不過,大家也別忘了:美援麵粉改變了台灣人的飲食習慣,造成今天台灣米生產過剩;大家也別忘了,教會也曾利用代發美援麵粉,吸引台灣人走進教堂。
而USAID是美國聯邦政府負責向非政府組織及私人承包商分發海外發展資金的主要部門,名義上這個單位是美國前總統甘迺迪於1961年成立,是由慈善機構的「業餘」管理者領導;但事實上,在冷戰時期,USAID就是美國遂行其國家意志的白手套。如果說,它在台灣的體現是透過教會發麵粉兼傳教;它在越戰中,卻是直接支援南越政府在農村打擊共黨游擊隊(即鳳凰計畫)。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反恐戰爭打響以來,USAID已成為美國國務院反恐戰略在全球的分站,以反恐和改變政權的旗號實現「美式民主」,其計畫代號為「打擊暴力極端主義」(CVE)。
2015年6月26日,USAID更啟動了合作夥伴審查系統(PVS),要求援助夥伴提交雇員詳細的個人資料,提供美國情報機構比對,讓美援與反恐公開掛鉤。
USAID這個歷史悠久、貢獻巨大的國際組織如此賣力地為母國利益服務,其他非政府組織就更脫不了外界質疑。我們不禁要問:「誰付錢,誰決定」,這是國際NGO的潛規則?非政府組織是天使,還是西方霸權的打手?NGO以一個重要的「全球治理者」角色登上了國際政治舞台,實踐的是「西方價值與國家利益」還是「普世價值與人民福祉」?
八位國際知名的學者專家,就其研究與觀察,對NGO的工作做深入剖析,揭露其並不完全如其所標榜清白、慈善與公義的「本來面目」!在他們合著的《NGO與顏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一書中就直接點破:NGO是國中之國,這種新型全球殖民體系下的非政府組織亟需改造。
自冷戰結束以來,曾經用來分隔不同國家與陣營的物理藩籬已經消失,全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開放,進而使得各種國際性「公民社會」組織幾乎無處不在。這個新時代開啟了大門,使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可以直接參與到其他國家的國內事務中。
世界各地的決策者都會意識到一個並不舒服的現實:他們允許所有這些與政治團體附屬的非政府組織在他們的國家進行活動,是否是引狼入室?敵對國的情報機構是否利用非政府組織,進行政權更迭?將西方非政府組織對非西方國家的滲透看做是嚴重的戰略威脅,是否並非是西方觀察者看起來的「瘋狂的偏執」,而實際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認識?顏色革命的氾濫與21世紀頭10年的「阿拉伯之春」發生已經證明了,許多非政府組織不是那麼「非政府的」。
本書旨在揭示早已潛在政治化非政府組織的本質和其顛覆性活動,成群的特工滲透乃至把持非政府組織作為掩護,事實上早已嚴重損害了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性與真誠無私的聲譽,其中既包括一些早已眾所周知的非政府組織。本書作者群宣稱:要突破西方國家運用控制資訊傳播、掩蓋事實的屏障,還真相於公眾!

NGO成強權傀儡 全球治理夢一場
2017-11-16 旺報 記者宋秉忠/台北報導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表面上,全球互動的主體不再只是「國家」,像跨國公司、全球傳媒、非政府組織(NGO)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實際上,西方大國、特別是美國,透過操控NGO,依舊能夠干預他國內政。有學者嘲諷,冷戰後所謂的「全球治理」,其實還是「大國治理」。不過,當中共十九大宣示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加上美國總統川普的孤立主義傾向,一個「中華治世」(PAX SINICA)正逐漸取代「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
《NGO與顏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的新書發表會,15日在時報大樓舉行。為本書寫序的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指出:NGO雖號稱「非政府」,但許多NGO背後的出資者、主導者都是西方國家;很自然的,這些「非政府」組織所追求的仍是母國的國家利益。他強調: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所謂的「全球治理」,實際上仍是「大國治理」,只是透過NGO,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透過NGO輸出西方價值,像自由、民主、人權、市場經濟等。這些價值觀是好的,但問題出在NGO本身的態度上:他們總覺得自己是救世主,不管其他國家土壤是否能直接移植這些價值和制度;像西方認定民主就等於選舉,但是從烏克蘭的內戰、阿拉伯之春引發的難民潮看,直接移植西方價值和制度,結果不一定是好的。
在西方國家企圖透過NGO輸出西方的價值與制度時,中國價值、中國模式卻在實踐中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認同。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湯紹成認為,中共十九大就是一個分水嶺,此後「中華治世」將逐漸取代「美國治世」;但並非大陸要搶當世界的老大,而是川普自己「不玩了」,大陸才這麼快被推到世界中心。
美國《時代》周刊說,中國贏了,西方那套過時了。湯紹成對此解析,「中華治世」不只是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不只是經濟援助,而是中華文化、中國價值觀的分享;所以中共十九大是「中華治世」和「美國治世」的黃金交叉,開啟了全球的「中國元年」。
正因為「中華治世」最重要的是與世界分享中華文化、中國價值,湯紹成建議,當台灣已推出「唐獎」,大陸更應該設立一個獎金比諾貝爾獎更高的「中華文化發展獎」,針對各國的不同世代,分別頒獎;獎項設定可以很靈活,譬如請日本小學生比賽朗讀〈禮運大同篇〉,或是在某些國家舉行青年中華武術競賽等,而且評選頒獎的目的不是強加、而是分享。

NGO 美國霸權打手
2017-11-26 中國時報 張亞中(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孫文學校總校長)

最近時報出版社出版了由8位學者專家共同撰寫的《NGO與顏色革命》一書,其目的在突破西方霸權國家的話語權,揭發某些NGO(非政府組織)的真面目,以資料證明它們如何做為西方國家的戰略工具。
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政治藩籬的倒下,「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已經不下於傳統的國家,而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行為者,包括NGO、公民運動、全球傳媒。它們有著崇高的價值理想,也積極地推動它們所認定的普世價值。
權力可分為硬權力與軟權力。硬權力可指科技、軍事、貨幣、經濟等方面的能力;軟權力則是指制訂國際制度,也就是遊戲規則,與確定價值應為何的權力。硬權力是形,軟權力為體。西方能夠統治這個世界逾200年,除了它們的硬權力,更在於其軟權力,學術界稱為「文化霸權」。
霸權僅靠硬權力是不夠的。不將自己的文化價值灌輸給其他國家,就無法讓其他地區心悅臣服地接受霸權國的領導。相對於硬權力的赤裸與昂貴,文化價值輸出較無形又廉價,因此NGO與公民運動也就自然被霸權國選用做為戰略的工具。
冷戰期間靠的是硬權力的力量,冷戰後比的是軟權力的工具。透過NGO來達到美國的戰略目標,的確是較便宜的。2005年5月18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強調,同樣推動政權更迭,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幾乎耗費了3000億美元,而在其他許多國家推動「顏色革命」花費不足46億美元。
《NGO與顏色革命》一書揭發了某些NGO組織其實是美國政府的外圍組織,它們拿美國政府的經費,接受指揮,為的是落實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及布局。美國政府扶持的一些國際NGO,做為推動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伊拉克戰爭、緬甸藏紅色革命、在中南美打擊委內瑞拉等左翼政府的急先鋒和馬前卒。
該書也提到,烏克蘭的暴力抗議正是由外國資助的「慈善機構」在後面促成。阿拉伯之春的背後也是美國國務院的專案計畫,該專案培訓中東地方激進主義者,以非政府組織的方式出現,其目的在推翻現有政權。這些組織透過指導反對派活動、組織集會抗議、要求允許西方電台和電視台落地、或成立各種獨立媒體、利用輿論施壓、運用人道救援以蒐集情資等方式,在前南斯拉夫、喬治亞、烏克蘭的政權更迭中都發揮了核心作用,最終達到了更迭他國政權的目的。
為何美國在以NGO或公民運動做為其戰略工具時可以如此順利?對於西方政府與人民而言,讓其他地區能夠接受西方的價值理念是彌賽亞式的作為,他們的努力是為了幫助對方、解放對方。這也使得參與NGO及公民運動者,不分國籍、地區,都相信他們在做的事是神聖的、有意義的,是救贖提升人類的大事,因此他們願意積極參與。
懷抱著理想而參與NGO的人,有的並不知他們已成為美國的打手。但是當有一天,霸權國自己對其所相信的「普世價值」都懷疑而不再堅持時,某些NGO的正當性就會減弱或被否定。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以後的所作所為,正是讓世人重新檢視NGO的本來面目、及其所為是否如同其理念所述的純良。對NGO的重新檢視與省思正在開始。

NGO:好人做善事,會不會犯錯? 讀《NGO與顏色革命》
2017/12/16 苦勞網 張宗坤

被子彈染紅的二十世紀,在中美建交與蘇聯瓦解等重大歷史事件之中結束。雖然和平仍未普遍降臨,但多數人們確實享受了一段還算平靜的歲月。不過,冷戰終結不只是由各國政府所促成,在國際、區域、民族國家與地方等不同的層次,還有不同的力量持續拉扯。而我們所認知的和平,就是建立在這種微妙的動態平衡之上。
後冷戰的和平,來自於不分意識形態的民族國家的相互制衡。而國際間的跨國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s)、區域內的區域整合組織,以及地方上的國際組織秘書處、分部與地方的小規模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維繫了動態的和平。
這些由各國政府組成、政府或黨派外圍的組織,或是外於政府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透過與政府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擔負起政府的職責——治理(governance)。也因此,這個時代被聯合國視為「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時代,其特色在於「多重行動者(multi-actor)的參與」: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GG)曾指出,除了各國政府之外,「非政府組織、公民運動、跨國公司與全球資本市場」也都是當代重要的決策參與者和政策施行者。
雖然聯合國隱約承認了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密切關聯,但非政府組織卻還是尷尬地自居於「非政府」的名義之下。在反政府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瀰漫的時代裡,與「政府部門」扯上關係,就會被視為陰謀論或者萬惡淵藪;相對於此,「非政府」或「非營利」則具有純粹善意的、屬於全體人民的印象。這種「做善事不求回報」的積極形象,讓我們難以提出最關鍵的問題:到底這些在第三世界做的「好事」對誰有利?短期內對個別弱勢者或弱勢群體的好事,會不會在長期上來看是傷害整個社會的壞事?
有鑑於此,印度發展學者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rivastava)所編著的《NGO與顏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一書裡,長期關注國際非政府組織與後進國家發展的學者們,試圖闡述對「全球治理」與非政府組織更具批判性的觀點。
舉例來說,本書作者之一、俄羅斯學者安德魯‧考瑞博克(Andrew Korybko),他對這些國際組織與國際援助重新定位,將它們命名為「由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organized NGOs,GONGOs)。這樣直白的稱呼,讓我們得以將非政府組織的行動算到政府部門的治理之中,看穿「非政府」清新形象帶來的遮蔽效果。
除此之外,本書作者們從資金來源、人事安排、與政府部門或海外軍隊的合作關係、在援助地的所作所為等角度展開廣泛而仔細的考察,他們嚴厲批判:國際非政府組織實際上是戰爭的打手,也是阻礙後進國發展的元兇。一言以蔽之,本書掀開了良心善行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並指出不論這些非政府組織是否帶著良善的信念、或第一線工作人員是否採取了主觀上善意的救援行動,因為它們與既有國際政治勢力糾纏不清的關係,這種善意必定別有用意。
除了站出立場外,本書更提供大量具體的例子,輔助我們判斷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到底為誰服務。美國政治作家韋恩‧麥德森(Wayne Madsen)描繪了八零年代到2000年間,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相互支援與掩護,以及美國國防部的「白手套」——救災與人道援助醫學中心(CDHAM,如今改制為健康科學統一服務大學的全球健康行動中心,CGHE)——與宗教慈善組織(知名的例子如世界展望會)在援助與行動上的合作關係(這些合作對象都直白地記載在CDHAM出版的《給非政府組織的戰略指導》中)。麥德森指出,CDHAM真正的目的在於「鼓吹建立民主機制和市場經濟」,「人道主義救援」只是過程中的副產品而已。
在本書之外,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學者詹姆士‧佩特拉斯(James Petras)對冷戰期間中美洲非政府組織的歷史研究,則補充了拉丁美洲發生的狀況。他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力量(例如跨國公司)造成國家經濟崩盤後,正是因為非政府組織和反共的西方強權、以及由歐美主導的世界銀行高度協作,以社會服務取代國家福利體制,用境外金援取代政府公共支出,才讓後進國無法完善基礎建設、無法培養國家所需的專業人才。佩特拉斯的研究試圖證明:持續擴張的非營利組織正是破壞後進國家發展的西方打手。
同樣親身參與過國際非政府組織,曾經擔任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AI-USA)董事的伊利諾大學國際法學者法蘭西斯‧波義耳(Francis A. Boyle),長期致力於批判猶太復國主義與以色列的他,在本書中指出:因為董事會和捐助者的親以傾向、與以色列和英國的金流關係,導致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和美國分會對五零年代以來以色列的屠殺和軍事行動無所作為,根本就是「帝國主義的工具」。
波義耳說:「國際特赦組織背後的首要動力不是人權而是政治,其次是宣傳,再次是金錢,然後是增加成員,接下來是內部勢力爭鬥。再接下來,才是對人權問題的真正關心。」這番來自長期人權工作者的第一手觀察,顯得特別具有說服力。雖然波義耳承認國際特赦組織中存在著「基層工作的好人」,但因為組織高層是「由帝國菁英組成的不斷自我延續的小圈子」,間接支持著英美和以色列的政策,這讓基層人員「忙於一些沒有意義的事,直到耗掉他們對人權事業的熱情」。
今年(2017)一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中國正式生效,根據端傳媒調查,該法案主要受到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和學者「管轄單位不清」、「未定義『政治活動』」的質疑;該法案同時限制這些組織「不得在境內募資」,雖然多數境外非政府組織主要收取國外資金,但這也讓靠著境內募資壯大的國內非政府組織成為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最大競爭者。
非營利組織的持續膨脹與金流不受監管、來源不明,這是各國的普遍狀況。在其他開發中國家,對境外(勢力)代理人(foreign agent)類似的法律管制早已進行,中國並不特別;可能更令人驚訝的是,歐美等「自由國家」對非政府組織的管制,實際上比這些開發中的「後威權國家」更為嚴苛。歐洲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勞倫特·王(Laurent Wang)也指出,他認為該次的法案只是為了讓對INGO的管理有合理的法源依據。他也強調,中國並未將接受外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列為境外勢力代理人,同時也沒有限制利用外國資金的上限與可以從事的活動範圍,而上述這些條件都在美國對非政府組織的法令箝制範圍。
這也正是俄國政治評論家德米特里·拜奇(Dmitry Babich)的主要論點:他在本書中回應了多種對俄羅斯《境外代理人法》(Russian Foreign Agent Law)的誤解(多半來自西方媒體的宣傳),並強調美國的《境外代理人登記法案》(FARA)對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制更加嚴格。
依據美國國內稅收法501(c)(3)條款,美國政府為「宗教、教育、慈善、科學、文學、公共安全測試、促進業餘體育競爭和防止虐待兒童或動物」等七個類型的慈善或宗教組織提供免稅待遇,但條件是不得在美國國內參與選舉活動或進行政治遊說。雖然美國法規上對「政治行動團體」、「政治遊說與行動」的定義相較中國的規範清楚,但也因此對非營利組織的限制更為嚴苛。本書也提到,FARA這套法規也是美國過去用來解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在美辦公室、以及清查支持北愛爾蘭共和軍(IRA)的北愛爾蘭援助委員會(NORAID)的秘密武器。
根據過往的「新興民主化國家」經驗,以及近來北非和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本書總結認為:後進國家多數人民的不幸幾乎可以說是西方國家一手包辦的結果,西方國家所謂的「民主化」其實是有計畫的「殖民地化」:先培植政治或軍事強人發動政變,由跨國公司與境外資本聯手促成經濟崩潰,緊接著是西方國家在軍事(各國駐外軍隊、軍事同盟)和經濟(華盛頓共識的代行者——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上的介入,最後非政府組織才伸出「援手」幫資本家與軍隊「擦屁股」。借用台灣學者何春蕤的比喻,後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開路車,也是收尾的垃圾車」。在這層意義上,境外非政府組織只是帶著西方文明使命的「次級合夥人」,更挑明地說:它們就是帝國主義勢力的「隨軍人員」。
本書批評的對象是境外非政府組織。而在中美交鋒的國際格局中,香港、台灣作為冷戰的反共最前線,與意圖前進中國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近日將亞洲總部設置在台北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即是一例,背後係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與中央情報局所資助。而在台灣,我們也看到在2003年由民進黨政府主導、並由外交部每年持續撥款支持的台灣民主基金會(TFD),除了專案補助「中國人權」相關的組織與活動外,資金也流向南亞、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雖然資金規模不同,但兩個組織不只名稱相似,對外「輸出民主經驗」的目的也高度重疊。
不過,隨著國家的管制方式不同、法律規範的程度不同、抗爭的主體不同,在地的社會運動確實可能採用不同的組織形式現身,社會行動不光只是接受來自境外的援助,採取行動的組織更不只有境外非政府組織,也包含本地所滋長出來的社會力量。以台灣為例,自解嚴後的社會力爆發以來,各領域的社運團體大量形成。這些團體配合著運動的主張與訴求,以最適合抗爭者或抗爭議題的型態,拿出手邊既有的物力和人力,就地拼裝、從頭蓋起。這類的土生土長的社運團體,似乎不能與境外非政府組織高度企業化、層級化的狀況相提並論。
例如,在政府引進大量跨國勞動力的年代裡,移工並沒有取得和一般台灣勞工相等的團結權;為了協助這些被法律排除在工會以外的勞工,主打移工議題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就是以非政府組織的型態出現。近年來,隨著公務人員勞動條件的惡化、權利意識的提升,無法組織工會的警察和消防員就分別以「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的旗幟發動抗爭。以上述幾個例子來看,之所以採用「非政府組織」的形式,是因為「訴求無法在循體制內管道(例如工會)或組織架構被解決」。此外,環境運動、土地運動也相當容易受到在地文化所影響,進而發展出獨特的形式:例如九零年代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以「美濃愛鄉協進會」為基地,拓展出生態、環保、跨國婚姻、教育、文化等議題;除此之外,我們也看到社運有時會複製或挪用民間信仰的資源(例如撒冥紙、辦法會),這些例子則呈現了台灣社運的在地特色。
但除了這類在地化的抗爭之外,我們也同時發現到:類似西方大型非政府組織的「體制內」模式在台灣成形。在台灣,非政府組織有幾種影響政治的方法:首先是最一般的「遊說」;再者,也可能透過參與或共同和公部門舉行會議,進行直接的交鋒或合作;而爭議最大的方式,無非就是讓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以行政官員或不分區立委的身份直接加入體制內運作。
再者,我們也看到相對於連結邊緣群體、挑戰社會禁忌,台灣的非政府組織越來越習於採用群眾募資、媒體宣傳等方式進行運動。群眾募資不是不求回報的小額捐款,多半會給予出資者一定的實物或折扣回饋。而媒體宣傳的比重增加,讓社運必須配合媒體的需求,產製迎合大眾口味的新聞效果。社運更開始聘僱進行立法遊說或媒體宣傳的專業人才。
不論是「加入體制內」或採用「群眾募資」、「媒體宣傳」,都暗示著一種「效益主義社運」的誕生——走最快的捷徑,做最有效率的事。在這樣「由上而下」的思維之下,也可能背離從民眾出發的理念,或是成為另一種「文化工業」。更嚴重的是,只要「體制」長存,一批又一批的社運人士入閣,下一步可能就是犯錯而黯然下台,或是成為官運亨通的組織叛徒。若彼時的社運卻無法提出懇切的反省,體制內外的區隔和社運人士的反覆穿越,也將化身為新型的維穩機制。
從戰後、解嚴到進入2010年代,台灣社運確實在發生改變,但這種改變的長期效果仍有待觀察。本書提供了對西方諸國在後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戰略部署」的經驗,或許足以給我們一點對長期展望的提示:參與運動的群眾、基層組織工作者可能帶著純粹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他們堅定的信仰足以突破任何難關、克服殘酷的現實。他們即時地在社會動盪、戰亂或貧窮中採取直接行動,撫慰了無權力者的身心靈。然而,我們必須小心翼翼繞過友善的表象,在同情之外更要進行批判的理解,看見潛藏在善意背後的政經結構,重新奪回「由下而上」、自力自強的頑抗精神;也唯有如此,才不至於讓通往真正社會變革的途徑,變成由善意鋪成的惡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