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伊斯蘭」給誰帶來好處?
拆穿帝國主義的粉紅伎倆

2015/08/16
苦勞網記者

巴黎市政府日前(8/13)不顧各界反對,照常舉辦「塞納河上的特拉維夫」(Tel-Aviv sur Seine)慶祝活動,這屬於第十四屆「巴黎沙灘節」(Paris Plages)活動的一部分。每年夏天,巴黎市政府將塞納河岸裝飾成海灘,讓民眾在忙碌之餘可以就近體會海灘之美,而新上任的市長安妮‧希達爾戈(Anne Hidalgo)這次決定在13日舉辦「塞納河上的特拉維夫」,來向「以色列這座著名的海邊城市致敬」。

「加薩海灘節」。(圖片來源:新華國際)不過,不是所有人都認同這場歡慶活動。7月底,在約旦河西岸發生巴勒斯坦民宅疑似遭猶太極端份子縱火,造成幼童身亡,此事件爭議未解,部分巴黎市民因此反對市府舉行有關以色列的慶祝活動,然而,巴黎市政府決定活動照常舉辦。13日當天,親巴勒斯坦團體也在塞納河的另一端高舉「加薩海灘節」抗議以色列長期對巴勒斯坦的侵略行為,參與抗議的「歐洲巴勒斯坦」組織成員塞爾日‧博納爾對媒體表示,特拉維夫不同於其他普通城市,它是「砲轟平民的殖民主義國家首都」。

巴勒斯坦性少數組織ASWAT發表聲明

今年(2015)3月份在北非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上,由巴勒斯坦女性性少數組成的組織「ASWAT」舉辦一場工作坊,向人們說明他們的組織宗旨,ASWAT的成員來自於巴勒斯坦被佔領區以及以色列,而「ASWAT」在阿拉伯文指的是「聲音」(voices),他們以此命名。ASWAT提到,他們的社會對於多樣的性別以及非社會常規的女性特質缺乏容忍度,因此他們集結,提供性少數女性安全的居所,並且讓社會知道女人有權選擇、有權活著。

今年三月在突尼斯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ASWAT在工作坊介紹組織。(圖片來源:Aswat Voices)

跨性別人權鬥士、《藍調石牆T》作者費雷思(Leslie Feinberg)在ASWAT的第一次大會上發表演說,對這個立基在巴勒斯坦性少數的組織面對的複雜問題提到,巴勒斯坦從1948年開始面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所造成的「軍事、文化與經濟的統治行為」,以色列至今仍侵略並佔領巴勒斯坦。由於ASWAT關注性少數族群的權益,然而費雷思反對因此就把ASWAT從巴勒斯坦人民的抗爭中獨立出來,只討論性別認同問題。

費雷思認為,殖民與帝國主義不斷嘗試引起衝突,以利「分而治之」,他引用黎巴嫩LGBT團體「Helem」的話:性少數者的權利不應該與巴勒斯坦人為了權利自決、返回家園、反對種族隔離與侵略土地所做的長期鬥爭,處於競爭的位置。亦即,兩者都是重要的,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侵略行為,不代表就同意任何對性少數的壓迫。

對於此次巴黎的慶祝活動,ASWAT以一則聲明表達強烈譴責,ASWAT指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政治與現實控制、以及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的殖民與種族隔離並未結束,以色列不僅違反人權規範,也違反國際法。因此,ASWAT強調,以色列造成的反巴勒斯坦人的人權行為不應該被慶祝;以色列對加薩走廊造成的封鎖以及殘忍罪行不能受到鼓勵;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性少數造成的壓迫,以及它的「粉紅清洗」(pinkwashing)計畫更使慶典蒙羞。

以色列侵略加薩走廊 巴勒斯坦人無家可歸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可以回推到1967年的六日戰爭,當時以色列與鄰近的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等國開戰,戰火持續六天後,以色列獲勝並開始佔領當時由埃及控制的加薩地區以及其他國家一共6.5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數十萬阿拉伯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

雖然同年度聯合國安理會通過《242號決議》,該決議闡明禁止藉由戰爭奪取領土,也責成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自決權利,要求以色列歸還六日戰爭非法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後續國際法院與聯合國大會也重申,國際法禁止藉由戰爭奪領土,以及以色列須歸還領土等裁定或決議,然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進行佔領的戰火從未中斷,並對上述國際共識視而不見。

以色列軍隊從2008年開始,對巴勒斯坦加薩走廊的哈瑪斯組織進行空襲,而哈瑪斯為了反擊以色列的攻擊行為,也向以色列境內發射火箭彈與迫擊炮。以巴衝突結合了民族主義與國家利益衝突等錯綜複雜的仇恨因素,兩國間漫長的對峙使人民長期生活在戰亂之中,許多巴勒斯坦人無家可歸。

以色列的侵略行為,於去年(2014)7月8日三度展開後(三次侵略分別發生在2008、2012與2014年),有數千名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死者中有八成為平民,並有一萬多名巴勒斯坦人受傷,死亡人數遠超過2008年的第一次侵略行為(相關文章),以色列明擺在眼前的侵略行為,美國卻從1948年至今援助以色列2,337億美金,用於購買美國武器。

文明化的殺人機器:粉紅清洗(pinkwashing)

特拉維夫、以色列的第二大城,自1998年開始,是中東地區第一個舉行同志遊行的城市,圍繞著同性戀消費圈產生的「粉紅經濟」勢不可擋,特拉維夫的同志驕傲遊行每年6月固定舉辦,香港學者游靜將此形容為整體國家試圖經營的「品牌以色列」,把特拉維夫包裝成「國際基佬渡假勝地」,儼然是中東最「現代」、「文明」的國度,並以此合理化以色列繼續佔據巴勒斯坦。

今年6月12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同志大遊行。(攝影:Ariel Schalit)

以色列這種透過支持同志打造的文明先進表象,以掩蓋對巴勒斯坦侵略行為的不公義本質,達成「粉紅清洗」(Pinkwashing)的效果,在台灣或許更為人所知的是企業藉由宣揚對環境保護盡心盡力,實際上卻創造更大量污染的「漂綠行為」(Greenwashing),粉紅清洗在以色列發揮了充分的效果,如酷兒理論學者加絲比‧普爾(Jasbir Puar)所指出的,以色列透過粉紅清洗作為一種策略,「重新描述」它對巴勒斯坦的佔領行為:以色列是文明的;巴勒斯坦人是野蠻的、恐同的、不文明的、是自殺炸彈狂熱份子。

此外,加絲比‧普爾更以「同性戀國家主義」(Homonationalism)的概念,說明同性戀由於長期忍受來自媒體、家庭、工作、政經制度的污蔑及歧視,受全球化現代性日益要求規訓身體與性向的壓迫尤烈,所以特別容易被國家機器收編的狀況,在 "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這篇文章中,他提到同性戀國家主義透過擁抱性向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來正當化國家的干預行為,同時也鞏固美國帝國主義結構,他以著名的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虐囚案為例,包含美軍強迫伊拉克戰俘互相口交、雞姦的相關照片,便是將穆斯林男性(異性戀)性向中的東方色彩視為既怪胎又危險的前現代產物,並透過破壞這個堅固的異性戀認同來達成「懲罰」的效果。

反以色列種族隔離酷兒組織QuAIA在2014年多倫多同志大遊行上舉的布條「請勿粉紅清洗這個」。(圖片來源:QuAIA)

當我們有了文明、現代化的特拉維夫做對比,巴勒斯坦人不單單是指涉單一國家的人民,還指涉了一種「落後的」伊斯蘭人民信仰與性傾向,甚至以色列能夠高舉粉色的人權旗幟,合理化以國對巴勒斯坦人民長期侵略導致大量難民無家可歸的慘痛經驗成為一種「民主」行為。這是侵略者的計謀與謊言。

穆斯林的另類聲音

然而,伊斯蘭世界對於同性戀議題的討論並不如西方想像的那麼單一。除了前面提到的ASWAT,2001年由穆斯林LBT女性所開始進行的「Safra Project」深入了解跟英國的穆斯林女同志相關的議題,2002年,參與者與一些提供服務者和穆斯林LBT女性會面,了解如何提供社會與法律服務,並進行以「性、性別與伊斯蘭」(Sexuality, Gender and Islam)為主軸的研究計畫。

而在「Safra Project」的網站上也不乏針對伊斯蘭信仰與男性之間同性性行為的不同詮釋。部分伊斯蘭國家根據《可蘭經》教義對同性戀訂出了輕重不一的相關罰則,然而「Safra Project」指出《可蘭經》當中並不存在「同性戀」(homosexuality)一字,而是源自於魯特(Lut)的故事。關於魯特的故事可以參考另一篇文章所提到的,在《可蘭經》第七章中有這麼一段文字「......魯特,當時他對他的宗族說:『你們怎麼做那種醜事呢?在你們之前,全世界的人沒有一個做過這種事的。你們一定要舍婦女而以男人滿足性欲,你們確是過分的民眾。』」這段經文在傳統穆斯林的解讀之下被認為是指「同性戀行為」,並在先知穆罕穆德的跟隨者所編《聖訓》(Hadith)中,出現「當一個男人跨在另一個男人的上面時,阿拉的寶座都會震動」、「男人不可以進入別的男人的身體」以及「如果看到有人做魯特的族人做的事,殺了那個主動跟被動的」等經句。

「Safra Project」進一步提到已經有學者對這些帶有「異性戀偏見」的詮釋有不同的見解,他們認為在魯特的故事中,族人的罪性包含許多形式的非法並與性相關的行為,例如淫亂、獸姦、戀童、惡意對待客人、透過權力、強暴和恐嚇來對他人施虐......等,並不特定指同性戀的行為,也有學者認為,魯特的族人是因為拒絕了先知而受罰,並非人們現在認為的是因為同性的性行為。

宗教學研究背景的學者游謙更進一步對此提出一種經典研究的「替代性觀點」,認為先知魯特就是猶太經典中的先知羅得(Lot),當時伊斯蘭信仰之父亞伯拉罕得到上帝允諾,看在十位義人的份上,饒恕當時可能遭到毀滅的索多瑪與蛾摩拉兩個城市。上帝差遣兩個陌生人到索多瑪,由羅得接待,然而,索多瑪人卻包圍羅得的房子,要求交出這兩位陌生人,並且「任我們所為」更要脅要攻破房門,而是在這個脈絡之下,才有了《可蘭經》中魯特對族人的責罵「捨婦女而以男人满足性欲」。游謙認為,這樣才能瞭解阿拉所痛恨的是索多瑪人凌辱過路人,要把他們「肛交強暴」的惡劣行為,游指這「跟兩情相悅的同性戀毫無關係」並且「強說《可蘭經》禁止同性戀,是對經文的誤解」。

再詮釋《可蘭經》

不僅如此,「生而為閹人」(Born Eunuchs)網站的創辦人,同時也是出櫃男同志的穆斯林Mark Brustman也在對《可蘭經》和《聖訓》的分析中提出不同的看法,例如,他認為在《可蘭經》中,阿拉描述了一種「非生殖取向」(non-procreative)因此非男亦非女的人,而他認為從經文裡可以發現由阿拉按照他的意旨所創造出來的,性傾向與性別的多樣性。

而另一個討論伊斯蘭與同性戀議題的網站「Queer Jihad」,點出穆斯林酷兒面對的社會處境:如何面對阿拉所創造的自我,以及如何看待廣義穆斯林對穆斯林酷兒的理解。網站中提到一般被翻譯為聖戰的「Jihad」這個字,對於穆斯林而言,最重要的「聖戰」便是面對真正的自己、面對慾望、面對如何把宣稱要奉行的信仰與價值付諸實踐,因此「酷兒聖戰」(Queer Jihad)則是接受並面對自己的性慾特質,的一種過程。正如關注穆斯林同性議題的學者Junaid Jahangir 所說,不少穆斯林酷兒運動者持續在推動各種行動計畫,透過工作坊討論如何面對恐同,無論這些參與者是來自阿富汗或者巴勒斯坦,例如來自於「BDS」和「Al-Qaws」的巴勒斯坦酷兒,他們即便同時面臨恐同與以色列佔領的問題,仍然堅持表達自己的意見,拒絕被視為「被壓迫或者失去權力的受害者」。

而就在美國最高法院通過全美同性婚姻合法的消息發布之時,知名穆斯林代表Reza Aslan和Hasan Minhaj就發表一封公開信,要求美國的穆斯林異性戀者與穆斯林同性戀站在一起,並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他們並且生動地描述戴著頭巾的穆斯林女性與留鬍子的穆斯林男性在商場與機場中是如何被人觀看,形容這就是LGBT穆斯林同伴的每日感受。當穆斯林的酷兒社群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同性戀論述以及對《可蘭經》的不同描述時,主流媒體又是以何種腔調來描述這群他們心目中的「恐同者」?

恐伊斯蘭與新的世界秩序

以色列塑造出來的文明形象對照的不僅是巴勒斯坦,更是整體的伊斯蘭世界與穆斯林。例如,穆斯林女性在西方媒體的傳播下,長期呈現一種受害者的形象,無論是頭巾議題、身體議題,或者如今年4月,馬來西亞宗教領袖所指出的,女性穆斯林「必須無條件服從丈夫的性要求」,又如惡名昭彰的武裝組織「伊斯蘭國」傳出,拿雅茲迪族「性奴」當獎品的新聞,把男同性戀從屋頂丟下,透過這些訊息的傳播,我們能輕易地在媒體中看見充滿性別壓迫與女性/同性戀受害者的伊斯蘭世界。

彼得‧塔切爾。(圖片來源:BREITBART)在這樣的媒體形象裡,「穆斯林男同志受害者」仍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關注種族議題的酷兒學者金‧哈利塔沃恩(Jin Haritaworn)等人在 "Gay Imperialism: Gender and Sexuality Discourse in the 'War on Terror' "一文描述了這種狀況,並以在英國建立個人基金會的同志人權鬥士彼得‧塔切爾(Peter Tatchell)為例,說明「穆斯林對照出來的西方文明」,彼得‧塔切爾是英國主流男同志組織「Outrage」的成員,他不僅在英國社會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主流男同志的代表人物,在一段他人為其撰寫的募款文字中提到「彼得‧塔切爾被來自世界各地行動者的求助與要求給淹沒,為了達成這些要求,他必須每天工作16個小時、一週工作7天,而如此大的工作量已經對他的健康造成傷害,因此不可再繼續下去......」金‧哈利塔沃恩等人批評這段文字不禁令人想起白人的殖民隱喻:我願意放棄個人需求,只為了拯救窮困且無力自救的受害者。

此外,金‧哈利塔沃恩提到,在「恐伊斯蘭」(Islamophobia)的脈絡下,白人得以將自己放在「全球文明化、現代性與發展性領頭羊」的位置,而這當中,穆斯林男同志與女性成為這個認同的最新符號,他們成為意識形態上的受害者,急需被從原始的、落後的社會中,以政治或者軍隊暴力來加以解放,也因此,「解放」穆斯林男同志與女性給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提供了正當性。

他們把這樣的狀況描述為一種「新的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正在形成,指的是伊斯蘭與穆斯林被認為「不文明」、「前現代」的「文化」,取代了由蘇聯領導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組成的「東方集團」(Eastern Block),而成為最新的「全民公敵」。

無論是支持「塞納河上的特拉維夫」活動的猶太民眾所說「一旁的抗議沒什麼,只要是在和平的前提下,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意見。」,或者只把特拉維夫看成同志大城及巴黎市長安妮‧希達爾戈口中的「著名的海邊城市」,都將遮掩掉特拉維夫作為「砲轟平民的殖民主義國家的首都」,與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造成的反人權行為與殘忍罪行等諸多事實,一如ASWAT直指這當中沒有任何值得被歡慶的元素;粉紅色不應洗掉任何血腥的帝國主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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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帝國主義..甚麼中共階級鬥爭?
真正的帝國主義是中共..這個網站常支持中共的朋友巴勒斯坦
反對中共的敵人西方..
親共的巴勒斯坦一堆恐怖份子
支持恐怖份子好嗎?

當軍火之王撰寫人權報告
2016/04/28 苦勞網 劉羿宏(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美國研究所博士生)

今年四月,美國國務院發表2015年度《各國人權報告》(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美國國務卿凱瑞充滿熱誠地表示,《各國人權報告》於今年(2016)邁入第40年,而2015年度報告更是「被廣泛閱讀」的重要發表、是「一個仔細而全面的調查的範本」。該份報告以當今「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如何守護人權作為開頭,並解釋「威權政府」(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如何壓制公民的力量與責任。與此同時,該份報告特地點名某些國家,稱其威權政府透過種種方式壓迫公民社會並危害人權。毫無意外的,俄羅斯、中國、敘利亞、伊拉克、古巴、朝鮮、越南、巴基斯坦等,在該份最新出爐的報告中榜上有名,而在美國人權報告的40年歷史上,這些非美盟友的國家,往往是名單上的常客。
2015年的年度報告,若真與以往稍微不同、若如凱瑞所言是更加仔細而全面的研究,在於該份報告花了些許篇幅調查以巴衝突。報告指出,包括以色列政府、哈瑪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皆違反人權。雖然美國主流媒體隻字未提該報告對以色列的譴責,國際媒體包括今日俄羅斯(RT)與拉丁美洲南方電視台(TeleSUR),皆特別報導美國政府對以色列國防軍(IDF)的譴責。南方電視台更以「華盛頓的罕見動作」形容。確實,該份報告針對「以色列及佔領區」(Israel and Occupied Territory)的調查共124頁,其中直指以色列國防軍以「過度武力屠殺149名巴勒斯坦人,149人中只有77人試圖攻擊以色列人」,並稱「以色列墾殖者」(Israeli settlers)加諸暴力於巴勒斯坦人身上,而以色列當權機關僅僅給予以色列人極為有限的懲罰。在美國與以色列政府長期友好、互為堅定盟友的歷史與前提下,這樣的敘述確實是罕見的。
然而,也正正是透過美國與以色列的良好關係,尤其是美國如何在經濟與軍事上援助以色列,我們看到了美國國務院的「譴責暴力」與「派送武器」並無扞格。自2011年開始,美國年年提供以色列至少美金30億的軍事援助;在美國國會已通過2016年與2017年的預算審核表上,以色列將繼續領取31億美金的軍事援助。事實上,以色列政府在2007年,就與當時小布希執政的美國簽訂了十年軍援之約。或許有人會說,如此一來,從2009年至2018年的軍事援助,實在不能算在歐巴馬政府的頭上;然而,今年二月,歐巴馬會晤以色列總理納坦尼雅胡,並保證將會續約——這個十年結束,下個十年繼續。
因著這兩個十年軍援之約,以色列政府不僅得以在美國研發軍事武器,並且能使用美國的軍事援助購買以色列自製的武器。約定之所以為約定,在於這樣的援助絕不只是單方面的。2016與2017年的美國國會報告書,即明白指出,美國長期以來透過經濟與軍事援助,實行其對以色列的義務與責任,而那樣的「義務」與「責任」不只牽動美國對中東地區的政策,也著實關係著美國自身的利益。以美雙方的軍事親密關係,也不侷限在中東地區。在佛格森事件中,以色列國防軍屠殺巴勒斯坦人民使用的軍事武器,也正是美國警方對付「暴動者」的裝備。
也就是說,美國國務院言之鑿鑿地譴責以色列國防軍的「過度武力」,但同時持續提供並鞏固那樣的「過度武力」。即便《各國人權報告》點名行兇者,美國政府對行兇者的援助絲毫不受牽制。若不正視美國與以色列的親密關係,以巴衝突將只能被當作「違反人權」的眾多例子之一。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作為一個「範本」,突顯了人權論述的不足與空洞。「人權」遮蔽的不僅僅是衝突的肇因,更粉飾了透過衝突而獲利、甚至維繫衝突本身的美國政府。
身為巴勒斯坦以色列公民,Esmail Nashif指出,那些關心以巴衝突的各個人權團體,通常佔據中間位置,並藉由普世話語(「人權」),希望與衝突雙方溝通且協助雙方談判。然而,Nashif批評,這樣的「第三方」,與其說幫上了什麼,倒不如說是維持了以色列的殖民現狀。而美國在此中的角色,更讓現狀雪上加霜:當美國政府邊譴責暴力邊派送武器,我們能說美國沒有違反人權嗎?
我們必須對人權論述保持警戒——尤其當「人權報告」的撰寫者也就是軍火之王時。

美帝國主義是如何扶植建立阿爾蓋達組織
2014-05-12 工人國際委員會台灣

在本拉登被殺後,看看美國政府如何作法自斃,創造出右翼伊斯蘭主義和阿爾蓋達(al Qaeda)這巨獸。
我們在此發佈2004年Lauence Coates在《Socialism Today》為兩本書撰寫的評論,書本介紹保守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基地組織的起源。5月2日,美國特種部隊在巴基斯坦突襲,殺死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不論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班子,還是美國軍事力量,都視之一場偉大的勝利。但正如我們所解釋,這無助於加快解決災難性的阿富汗戰爭,或者創建巴基斯坦的穩定。根據聯合國報告,2011年5月是有記錄以來阿富汗平民傷亡最嚴重的一個月。本文以及John K Cooley和Dilip Hiro的作品充分說明,美國政府在創造阿爾蓋達組織等右翼伊斯蘭主義勢力的角色,實屬作法自斃。

書名:《永無止境的戰爭: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崛起和全球回應》(War Without End: the rise of Islamist fundamentalism & the global response)
作者:Dilip Hiro
出版:勞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2002年

書名:《並不神聖的戰爭:阿富汗、美國和國際恐怖主義》(Unholy Wars: Afghanistan, America &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作者:John K Cooley
出版:企鵝出版社(Penguin)2002年

伊斯蘭政治被華府當局妖魔化,變成了對資本主義「文明世界」的主要威脅。但是,這兩本書闡明,美國為了追尋自己的全球利益,包括在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印尼等地,長期贊助伊斯蘭的反動勢力和恐怖主義。
在1980年代,美國中情局對抗蘇軍侵略阿富汗而進行隱蔽戰之一,在文鬥方面印製了數萬本《可蘭經》,在武鬥方面則向當地武裝分子提供武器及資金,正如John K Cooley所言:「這是美國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海外僱傭兵」。Dilip Hiro則指出,美國「在1980到1990年代,釋放了恐怖主義這頭怪獸,不受控制的恐怖主義以及文化毒素,從紐約到菲律賓不停散佈」。華府啟動了「恐怖主義的進程,在21年後到達高逢,就是阿富汗的本拉登策劃的自殺式襲擊」,Dilip Hiro表示。
在極保守伊斯蘭勢力與「民主」的美帝構成戰略同盟的例子裡,最早發生的是沙特阿拉伯。因為兩地的菁英在政經上的緊密關係,故此美帝國主義長期扶植沙特阿拉伯暴虐的獨裁王權。
1979年,在蘇聯佔領阿富汗後,美國便默認沙特阿拉伯政府輸出右翼遜尼派伊斯蘭教義—瓦哈比主義。本拉登和塔利班就是該教義的支持者。作為回報,沙特阿拉伯王室打扮成守護伊斯蘭教義和及其聖地的角色,資助親美(同時非伊斯蘭派)的恐怖集團在尼加拉瓜、巴拿馬、安哥拉、莫三比克活動,以作為在阿拉伯世界代表美國利益的代言人。
正如Hiro所言,沙特阿拉伯是「最早的原教旨主義國家」,在1932年由阿卜杜爾‧拉曼‧沙地(Abdul Aziz ibn Abdul Rahman al Saud)成立。沙特和美帝的結盟可追溯自1933年,當時允許美國標準石油公司獲得當地的石油專營權。瓦哈比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並不互相敵視:相反,沙特阿拉伯提供石油以換取保護,在歷史上和平共處。
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關係密切,尤其是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沙特王室一直和瓦哈比宗派開創人的後代聯婚。沙特阿拉伯的國旗中交叉的兩柄阿拉伯劍代表這兩個團體的結合。憑著瓦哈比宗派這思想利器,以及15萬稱為「兄弟」的伊斯蘭遊牧民兵-依赫瓦尼(Ikhwan),阿布杜爾在二十世紀初10年間牢牢控制了阿拉伯半島上差異極大的各部落。
隨著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因為依赫瓦尼計劃聯合整個中東地區的部族,而此舉威脅了英法帝國主義的利益,阿布杜爾轉而計劃消滅依赫瓦尼。1927年,阿布杜爾簽訂了《吉達條約》,承認英國是「阿曼、外約旦、伊拉克的保護者」。兩年後,藉著英國的軍事援助,沙特領導人成功消滅了依赫瓦尼。
這個故事意義深遠。在1990年8月薩旦姆‧候賽因揮軍入侵科威特之前,沙特阿拉伯王室一直依賴混亂的伊斯蘭基要派,並西方「基督教」帝國主義列強結盟。沙特王室是一個統治階級的家族,該家族有4,000個王子佔據政府、軍事高層和大公司要職。正如Dilip Hiro說:「在某種意義上,龐大的沙特王室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政黨相似,都是用鮮血而非用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來凝聚團結。」
1979年末,蘇聯入侵亞富汗,並在當地扶植親蘇政府,成為了一個轉捩點,改變了極端保守政治伊斯蘭分子的命運。John K Cooley在書中引用一名阿富汗游擊隊領導的說法:「你必須明白,它們(阿富汗反抗組織的政黨)都很小,而我們組織在喀布爾也是非常小。」美國的資金改變這情況。而為了回應激進的什葉派在伊期崛起,驅使美國在沙特阿拉伯以及巴基斯坦與遜尼反動派建立更緊密的聯盟。
美國和其盟國出錢訓練了8萬-15萬的伊斯蘭游擊隊「聖戰者」,甚至被時任美國總統列根(81-88年)稱為「自由戰士」。然而,當2001年美國入侵阿富汗時,這些「自由戰士」被歸類為「非法戰鬥性人員」,這些人成為俘虜後無法享有《日內瓦公約》保障的基本權利。阿爾蓋達訓練恐怖分子的培訓手冊,是取材自美國中情局及五角大樓在1980年代發給當時伊斯蘭武裝分子的一套。「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培訓手冊被譯成波斯語、阿拉伯斯、烏爾都語」,Hiro寫道:「被公認為教導新兵如何弄炸彈、破壞武器的好教材。」
美國對阿富汗的政策,是卡特(77-80年)的國安顧問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首先規劃的。這政策不僅是為了迫使蘇聯從阿富汗退兵,也要以伊斯蘭人為主導的蘇聯中亞共和國傳播反動的伊斯蘭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此,華府通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盟友,扶植了阿富汗的反對派為極端伊斯蘭組織。而例如當時的國務卿萬斯主張較謹慎處理的意見則被駁回。而第一個由卡特授權由中情局資助的伊斯蘭聖戰組織,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六個月前已出現。22年後,卡特卻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布熱津斯基後來聲稱,美國這般做的目的,是為了挑起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從而「讓蘇聯陷入自身的越南戰爭」。有記者問他,會否為其後果而後悔?布熱津斯基說:「哪一個在世界歷史比較重要?塔利班還是蘇聯帝國的衰落?」
美國默許沙特阿拉伯在穆斯林世界散播瓦哈比主義。華府默許巴基斯坦伊斯蘭化,當時該國由在獨裁者奇亞哈克(Zia ul Haq,1977-88年)及其強大的內務情報委員會(ISI)統治下。奇亞哈克一方面充當帝國主義者運送軍火和資金到聖職者手上的橋樑,亦擔任右翼宗教領袖,以此兩個角色維持其脆弱統治。由於沙特阿拉伯鉅額資助宗教學校和聖戰人員,故此瓦哈比主義持續增長,導致了對巴基斯坦什葉派少數族群者(約20%的人口)的襲擊增加,宗派爭端兩極化。
這過程中讓塔利班在1990年代中期形成。根據Cooley所言,這過程「建造了一個實驗室,可以說是巴基斯坦情報人員及ISI的,為了製造反對力量,對抗伊朗及其伊斯蘭主義(什葉派)。」
經由巴基斯坦的武器和後勤支援下,在1996年,塔利班很快便能填補蘇聯解體後的權力真空,佔領了首都喀布爾,統治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隨後禁止音樂、舞蹈、電視和國際象棋,甚至剝奪婦女的就業權和受教育權。這些法令都不是根據阿富汗原本包容和多元的伊斯蘭傳統而訂立的。而少數派人士,如哈紮里(Hazaris)和其他什葉派,都遭受到殘酷迫害。
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在阿富汗的行動需要大量金錢。一個全職的聖戰者月薪可達100-300美元不等,而巴基斯坦的軍隊上尉月薪也只有162美元。Cooley指出:「對於大多數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阿爾及利亞人、埃及人、菲律賓人等,這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數目。」儘管美國國防部的「黑預算」在1981-90年增加四倍至360億美元,但華府在阿富汗戰爭面臨嚴重的資金緊張,尤其是因為需要保持「否認自己捲入戰爭」。
隨著開支劇增,美國大力鼓勵在阿富汗發展鴉片種植,提供非法資金。結果,Cooley寫道:「在1979年蘇聯和美國中情局開戰前,當地只有少量的種植。但此後所謂的『金新月國家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已經成為最大的海洛英生產中心,產品為本地和外地所用。」今天,阿富汗生產的鴉片佔全球的75%,這對當地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社工發現,巴基斯坦有20萬兒童是海洛英癮君子。2000年1月,僅在卡拉奇一個城市,就已有超過100萬癮君子,其中包括8萬名兒童。」
美國轉而向從沙特政權入手,爭取當地的富翁如銀行家等支持伊斯蘭反革命。Cooley稱之為「緩慢的聖戰私有化」,而本拉登成為了最重要的象徵符號。拉登的阿爾蓋達基地組織在1985年成立,受沙特的軍方情報組織(Istikhabarat)監護。作為沙特政府的非官方大使,Hiro回憶道:「本拉登發起一項計劃,在阿拉伯世界招募志願者加入反蘇聯聖戰。拉登亦受到沙特的情報部門主管特克親王(Turki)支持。這項計劃後來擴展到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到1992年阿富汗聖戰者佔領喀布爾之時,估計有35,000名來自43個伊斯蘭國家的人參加聖戰,近三分之二的人來自阿拉伯國家。根據沙特外交大臣薩德(Saud al Faisal)所言,沙特就在當中佔有15,000名,其次是也門、阿爾及利亞及埃及。」而後來的聖戰組織領袖,如印尼的伊斯蘭祈禱團(2002年10月巴里島爆炸案的主謀)、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集團和阿爾及利亞的GIA,全都有與拉登一起接受中情局的培訓。
直至1990-1991年,本拉登和腐敗的沙特皇室都有緊密聯繫。在1968年時,拉登的父親穆罕默德‧本拉登死去,費薩爾國王對本拉登及其兄弟們說:「我現在就是你們的父親了。」拉登的家族企業是在世上最大的建築企業,受到沙特皇室的法令保護。皇室亦提供大量商機予拉登家族,包括重建麥加的大清真寺。而美軍使用的拜爾大樓在1996年遭炸毀,價值1.5億美元的重建工作由拉登的家族企業負責。當美軍搬基地到新地方,他們見到大型的廣告牌,上面寫著「沙特本拉登集團進行安全升級」。Hiro指出,本拉登在整個1980年代「緊密呼應沙地阿拉伯官方政策」。而阿爾蓋達成立了企業,內有四個執行委員會(軍事、商業、伊斯蘭研究、媒體)。
轉捩點來自薩達姆入侵鄰國科威特。沙特皇室面對這個嚴重的震動,擔心伊拉克將會侵略自己的國土,而美國亦有這擔憂。本拉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10年後回到沙特,反對容許美國進駐科威特,這反映沙特政權和瓦哈比神職人員的分裂。今天的沙特統治者,當時的王儲阿卜杜拉,也反對美國進駐。一個瓦哈比宗派的領袖指責沙特皇室「信任美國總統多過信任阿拉」。事實上,正如Hiro所指,自從1980年代以來,美軍一直在沙特阿拉伯的領土上活動,這是本拉登和其他人知道,只是這次美國進駐會成為人所共知的消息。
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根據Hiro的記述,拉登向當時的國防部長蘇爾坦親王闡釋了另類策略:將3萬名身經百戰的阿富汗阿拉伯人補充入王國軍隊,其中一半為沙特籍人,有參加過反蘇聖戰。蘇爾坦親王和沙特官員對此方案感到恐懼,因為這些人就像70年前的伊赫瓦尼民兵一樣有獨立勢力,可能對政權構成威脅。這時候,沙登和聖戰者受到沙特政府的秘密警員監視。
200名知名人士和拉登向沙特國王法赫德發私人信件請願,不過信件內容至今仍是秘密。當這些努力都失敗後,本拉登變成了沙特政府的公開批評者,令他行動受限,被剝奪沙特公民身分,然後在1994年流亡到蘇丹。拉登亦成為了沙特政府暗殺的目標,這事件中沙特可能與美國有勾結。1995年,沙特國王清洗了一些伊斯蘭神職人員,但這些措施沒有穩定局勢。
兩本書都在控訴美國對伊斯蘭世界的詛咒。《永無止境的戰爭》一書由印度出生的Dilip Hiro所寫,包含很多歷史真相,但內容比較久遠,缺乏有趣的內容。《不神聖的戰爭》由美國資深記者John K Cooley所寫,內容更具爆炸性,特別是揭露了美國歷屆政府的骯髒把戲。

聯合國,人道主義組織或是左派社會主義人士在面對穆斯林世界與巴勒斯坦問題的時候總會不經意的自打嘴巴。原因是他們既是人權與和平的鼓吹者,打著反帝國主義的招牌極力醜化自古擁有土地所有權的以色列,卻刻意忽略了歷史脈絡下造成巴勒斯坦難民的真正原因。巴勒斯坦難民原來自鄰近回教國家,以色列復國後,周遭國家竟築起高牆,不讓這些國民回去。回教世界不願負起責任解決難民問題的真正意圖,就是可以製造世仇以色列的麻煩。回顧歷史,兩個民族的敵對從亞伯拉罕後裔以撒與以實瑪利的時代就已經存在,這才是現在中東問題的癥結。
因此中東問題用帝國主義或殖民政權這種概念來描述以色列都是牛頭不對馬嘴,是蛋頭學者拿的近代社會理論的夾槓 (Jargon)所虛張的聲勢。中東作為古文明的發源地,本有六千年的歷史源流,怎麼會用近代帝國主義這種簡化的概念來找答案?所謂的炮轟平民,難道不是出自哈瑪斯殘暴戰術所造成的?戰爭本是殘酷,交戰雙方機關算盡,以色列算是中了哈瑪斯的算計,但怎麼連寫文章的對這些都搞不清楚,隨政治風向起舞,這一點就連御用學者都不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