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與汗──《我的詩篇》紀錄電影與詩歌的對話

2015/12/07
差事劇團團長/詩人

1.

《我的詩篇》雖在今年第52屆金馬獎紀錄片項目入圍未得獎,卻已在兩岸的進步知識圈及社運社團中,引發一定的迴響。從我個人對紀錄片非常有限的觀影經驗與理解中,我以為:這部以高度電影敘事構造,結合影像創作者對於畫質及剪接的美感化,成就了一部紀錄片的美學品質,這是無庸置疑的。

但,相對很重要的,也就是這樣強調電影美學的紀錄片,提供了我們思考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視線對待關係。如果,我們說,紀錄電影的美學建構在鏡頭所直面的對象體的話。《我的詩篇》的主體,就是影片中這被拍攝的六位農民工詩人,以及非常重要的,這詩人群背後廣大的、在現今全球化語境下被編入世界底層的中國農民工們。這樣子理解一部紀錄影片的倫理,會迫使我們去思考,鏡頭底下的農民工,到底與持鏡頭的導演與拍攝群,處在怎樣的對待關係中。

從取得故事與影像美感的高度製作而言,《我的詩篇》帶來了深刻的震撼;卻也提供我們進一步思考,這樣的震撼背後,明顯底是以拍攝者的美學動員,在觀眾對於影像感官的擾動需求下,所形成的一種對待關係。很清楚的是:在生產與消費的兩端,我們失去了與被拍攝者及其背後的農民工群體,一種必須被面對卻也被忽視的對話關係。

以作品目的為出發,在成就拍攝者美學的前題下,高度「陌生化」農民工困頓、樸實且充滿血汗的生活,是這部紀錄電影的特殊旅程。紀錄電影比紀實電影更具說服性的根本原因,在於如何透過電影的元素,將詩歌的平面立體化起來,這是《我的詩篇》相當驚艷於觀眾的一個介面;與此同時,我們卻也不免進入一趟影片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並不對等的對話關係中。當然,也因為這樣,導演與製作團隊,是在被拍攝的詩人們的前導下,走向了「新的一天」。

這「新的一天」有其特殊的意涵。一如2014年,曾經在富士康工作3年後,輾轉又返回流水線的工人許立志,以24 歲年紀,從鬧街上的龍華大樓一躍而下,結束他年輕的生命。該日是9月30 下午近兩點。但,他在10月1日零時於微博預設了定時發送的一句話:「新的一天」。許立志等於用他身體的絕望,來對抗整個勞動商品市場對流水線工人的剝削。

作者(後排左二)日前擔任「獨白與對話‧《我的詩篇》座談會」與談人,會後同與會者合照。(圖:鍾喬提供)

在這裡,最該發問的問題,反而不在電影的美學價值;而是在這趟旅程中,電影文化人如何與農民工詩人,共同攜手創造一種對等性視線的相互觀察與參與。進而得出了以影像干預現實的血汗詩篇。在這樣的旅程中,更訴說了,無論是拍攝者或被拍攝者都已經從原本詩與電影樣的時空中,來到一個共同觀看這個世界的「新的一天」的時空了!這樣的過程,所展現的必然是:無從迴避的世界觀與社會觀!

就在《我的詩篇》以紀錄片形式公諸於世的同時,詩歌評論人秦曉宇在吳曉波的支持及策劃下,於中國大陸的「作家出版社」 推出《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典》一書。集合了各家以農民工特殊身份的詩人所寫作的詩歌。這本詩典的問世,稱得上是一記當代華文詩歌寫作史中的重錘聲……我這樣來閱讀。

2.

請多一些/多一些向謝湘南這樣的詩人/不是從天空的烏雲中/而是從大地的腹部/從那收工的人群/紅鐵鏟,執鐵錘,衣冠不整的/男人中

是怎樣的詩人,會召喚更多的人來像他一樣,寫出詩歌的血與汗;是怎樣的詩人,不在自身才華創意的小世界中沾沾自喜,卻站起身來,看見圍繞著她/他的大世界的風塵…?是一種共同意識的緊迫感,讓勞動的身體裡湧現了詩歌。而這時,詩歌已經不再是文人的特權,而是工人的文化武器。

謝湘南是現今中國大陸2.74億農民工中,相當平凡卻又不平凡的一名。說平凡,就好比所有在大城市「世界工廠」裡的流水線中,不斷被抽離、剝奪並且失去生活基礎的農民工一般,歷經生存的流離失所。說不平凡,則可以在他提起筆寫詩的那一刻,訴說了農民工詩篇的底層境遇。從秦曉宇所編輯的《我的詩篇》一書中,我們得知謝湘南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南方談話」後不久,從湖南老家輟學轉入浙江工廠打工,這以後,他開始提筆寫詩。

從這裡,我們看出1979年改革開放後的變局,一直到南巡講話的這些年裡,一方資本兀自積累,一方底層又如何離散,這在農民工的身體裡,留下至今猶烈的刻痕。歷史從來沒有巧合,特別是底層生命為生存所拋出的思與情,從來不只是一種巧合而已。這是謝湘南用詩歌來訴說:每一個農民工的身體裡都有憾人的詩歌的出發點。

在這裡,展現了一種非常的情境,倒不在於寫詩本身的詩意、魅力或者才華;相反的,溷跡底層飽受生存困境的種種挑戰,卻從未讓這樣的人生轉作悲情的哭訴,甚或因為顧著身家而兀自習於勞動的異化。這樣子,在備受剝削的日常勞動中,所提振出來的反而是以詩歌的寫作,來展現作為農民工本身強烈而清晰的問題意識。

謝湘南在這裡召喚的,很顯然是一種以農民工這樣的身分作為主體的詩人,或者說文藝意識。因為,他在這首命名為:「請多一些謝湘南這樣的詩人」的最前面三行是這樣寫的:對世界說/而不是在抽屜裡/對一只蟑螂命名。但,我們要說,這是工人集體意識的呼喚,卻又似乎不在這樣的情境底下。至少,在我們閱讀到秦曉宇於《我的詩篇》的序言中,他對農民工詩篇的核心思索,是以「精神自我」的解放,來看待長久以來從毛主義的「集體自我」脫身的一個重要里程。如果,我說謝湘南的這首詩,於我而言,恰是他所提及的「社會自我」的認同與追尋,或許有一些靠近吧!因為,「集體自我」固然是社會主義走向教義化的結果;「精神自我」又帶有多少階級意識的揚棄,對於農民工詩篇而言,是非常需要被深度思考的問題。如此看來,重新認真對待並思索「社會自我」,是《我的詩篇》提供出來最為核心的思想與創作的參照。

這就讓我較多的思考到:作為一個年少時期開始寫詩的自己,所經歷的過程。18 歲高中時期,因為參與學校文藝社團,我和我一輩上下的文藝愛好者一般,展開詩作旅程的探索。那一年,1974,關傑明與唐文標針對「逃避現實、學舌西方」的現代詩,發表強烈的批判。認為詩歌應該走回自己民族的道路,並且走向民眾的生活當中。這在當時引來彭歌與余光中以「工農兵文學」、「狼來了」等紅帽子套在唐文標等人頭上。史稱:「唐文標事件」。

我會說這件發生在台灣文壇的重要論戰,主要在於,幾乎也就在那個我開始寫詩的少年時期,我個人對於這樣的文學事件,是沒有太大感受的,甚至認為「工農兵文學」不就是「共產主義文學」,而「共產主義文學」不就是獨裁統治下的文學嗎!在服膺西方民主的冷戰年代成長的我這一輩人,從小就是這樣被內在化與合理化的。至少,現在回想起來,在當時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然而,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卻讓我在上了大學以後的寫詩生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以後的1980年代,因為認識陳映真先生和他的文學作品,便也走向了詩歌與社會自我交互辯證的歷程,一直到後來的民眾戲劇道路,都與這樣的創作或美學養成,脫離不了關係。這樣子說,主要在看見一件事情,那也就是:二戰後,在冷戰/戒嚴體制下成長的一代台灣文藝青年,於今紛紛步入初老的年歲。然則,我們對於「去帝國」以及「文化冷戰」;對於美國在亞洲所佈署反共島鏈陣線,又有多少的反思與清理呢?這是引發我去思考詩歌的個人主體與社會主體的一項命題。

當然,這樣的思考。出發點上,是與農民工詩人不一致的。因為,我一心要揚棄的個人自我和農民工詩歌中的精神自我,並不能簡單作輕易的類比。例如,我在1983 年左右,當台灣發生震驚社會的海山煤礦礦災時,便曾經寫過相關礦災與都市原住民生存的詩篇;後來,進一步將詩的筆觸抵達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身上。那時的詩歌筆觸,現在回想起來,便是對於前一少年階段的某種反抗。而這反抗,無非是一種:對於受到西方人性論影響下的個人主義式文情思維的反抗。

所以,我現在感受到,當時想從個人自我走出來的詩歌,其實洽朝著社會自我的脈絡下前進。如果,在語境上,將它形容為從「我」到「我們」的一條道路,當真也是很貼切的。而這樣的詩的旅程,在當下的時空被提出來討論,有意思的地方應該在於:一個寫詩的知識份子的自覺,隔著分斷的國家,如何與海峽對岸的農民工詩人們,重新建構對等視線的問題。當然,知識分子總是有一種救贖的真心或妄想,希望以詩歌、文藝或說劇場的實踐,能將被壓迫的底層給涵容進自身的情或思當中。但,代言或啟蒙也是一件很容易陷自身於困境中的事情。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我閱讀這每一篇農民工詩篇時,會有一種被徹底解放的感受。因為這詩歌的字字句句,洽導引著每一個,像我這樣,兀在這世界邊緣中孤寂著的社會詩人,如何重新去審視自身與詩歌的連帶,與生存的連帶,還有與底層永遠無法走到盡頭的對待!

3

如果,謝湘南為我們開啟了一道大陸農民工詩人自主性詩歌的路徑。這路徑,其實是與不同詩人在不同勞動現場的身份,發生著密切的連帶。這是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因為,通常詩歌總在詩人特殊位置上,被視作與生產勞動毫不相干的文字想像術。然而,農民工詩人卻透過詩的元素,將被市場經濟壓在底層的勞動身份給搶奪了回來。這當真是無論如何在世界的詩歌史上,要被刻畫下一筆的文藝事件。

《我的詩篇》日前在金馬影展上映。(圖:秦曉宇提供)《我的詩篇》這部紀錄片,以憾動人視覺感官與思維的影像,交織著六位詩人的勞動生命。而她/他們如何生存下去卻是詩歌的源頭。陳年喜,陝西丹鳳縣人,曠悍的身子卻有縝密的心思,導引著我們回到他生命底層的沉思。他在礦道裡當爆破工人,影片裡,沒有片刻的修飾或裝演,卻已帶領我們進入他詩的世界裡。那裡……也不僅僅是工作現場的粗礪勞動,更重要的是:對生存的思索所化作的詩行。在〈炸裂志〉這樣的一首詩中,深刻運用詩歌的比喻,瞬間就讓我們穿梭在他詩的血脈中:

我在五千米深處打發中年/我把岩層一次次炸裂/藉此把 一生重新組合/我微小的親人  還在商山腳下/他們有病  身體落滿灰塵/我的中年栽下多少/他們的晚年巷道就能延長多少/我的身體有炸藥三噸/他們是引信部分

這樣的詩,牽繫著的是一名爆破工人,在充滿不定性的荒山礦坑勞動時,對於家人的憂忡與關切。特別是詩的最後兩行,幾乎讓我們為他的處境與他家人的種種困境,開出了一道黃塵揚起的彎曲山路,朝向他回返或離去的家。

除了陳年喜之外,紀錄片並且深刻而生動地交織著 烏鳥鳥、老井、吉克阿優、烏霞,還有許立志的詩歌勞動人生。也是紀錄片導演之一的秦曉宇表示,選出這六位詩人的主要原因,首先還是在於詩本身……而後,才考量她/他們的故事。在完全沒有過多的誇張或修飾狀態下,紀錄片《我的詩篇》,以精神自我走向了當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前沿的社會自我,並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其中,特別需要一提的,自然是2014年自深圳龍華大廈17層跳樓自殺的許立志。他是蘋果電腦最大代工廠 富士康 的流水線工人。他以兵馬俑的陪葬,來比喻農民工在生產線上,陪著資本市場的兀自肥大化而下葬,「只一響鈴功夫,悉數回到秦朝」。是這樣子,許立志跳樓的時間是9月30 下午近兩點。但,他在10月1日零時於微博預設了定時發送的一句話:「新的一天」。許立志等於用他身體的絕望,來對抗整個勞動商品市場對流水線工人的剝削。然則,當「新的一天」到來時,他已然不在的身體,卻又召喚了怎樣的社會詩歌及精神自我呢?

這是非常緊迫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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