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陽花學運談起:反全球化與反中

2016/03/19

【編按】本文為作者在2014台社年會上的主題演講發言,後曾整理發表於《台社季刊》。瞿宛文教授針對「反自由貿易」、「反自貿協定(FTA)」、「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台灣反服貿運動所長期挪用的論述中抽絲剝繭,分析釐清各項論述的含義,從而提出運動目標與論述之間存在的內在衝突矛盾。瞿教授特別指出,當前的西方民粹右翼正是掌握到先進地區人民反全球化的情感才得以崛起,意欲推動經濟保護主義甚至種族排外政策。左翼與任何自詡為進步的知識份子,實有必要思考如何可能不與民粹右翼合流,提出更多不同的說法跟解方。

如今距離反服貿運動已屆兩週年,然而相關的反思與檢討卻未見充分展開,這些提醒要點值得再次提出,置入未來我們思考台灣對外經貿談判、兩岸經貿互動,乃至於區域經濟整合問題時的核心。

主辦單位給我們出的題目很廣,說是要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社運與知識分子。我要把它縮簡一些,聚焦在太陽花學運論述中的反全球化跟反中,主要是要討論太陽花學運反對什麼,而為此它「用了什麼樣的論述」。

圖為瞿宛文教授在台社年會發表演講的畫面。(圖片來源: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太陽花學運源起於反對兩岸的服貿協定,運動的推力多來自情感層面,而太陽花背後的動力主要是反中情結,這部分應無太大疑問。然而它同時有個特點,就是不直接聚焦去談反中,不正面地說是為了反中而反服貿,而是挪用各種各樣其它的說法,也就是來避免面對這個問題。強烈的反中情感與迴避面對問題的狀態,形成強烈對比。

若就反服貿來說,如果我們要提出一個「正面理性的論述」的話,可能的邏輯可以是這樣:就是參與者的立場是反對中國大陸,認為服貿協定其實是大陸對台灣讓利以便拉近兩岸的距離,因為反對中共,於是反對兩岸在經濟上進一步的整合,站在這個立場來反對服貿。這樣的說法就會是一個比較正面面對的、比較符合現實,且比較有邏輯的說法。但是太陽花運動中非常少見這樣的說法,反而我們看到各種各樣其它挪用的說法。

為什麼會如此?這應是因為若一旦把這個論述如此正面的呈現出來之後,就必須要回答「那怎麼辦」的問題,亦即「如果反對進一步的經濟整合,那未來的路要怎麼走?」,這現實問題確實是很難面對的。因為大家其實心知肚明都瞭解到兩岸經濟整合趨勢難以阻擋,在過去是如此,並且無論有無大陸的讓利政策,在未來也將難以改變,因此很自然的傾向是避免去面對這個問題。然而,運動總還是需要一些論述、一些說法,因此就需要去尋找一些替代說法,然而基本上是挪用性質,而我今天要討論的就是一些被挪用的說法。這些說法中有些特別令我感到不安,由於其中有一些我也曾經用過,因而讓我驚訝於「喔,竟然可以被這樣用啊?」,因此我也覺得有責任來說明一下為何不能夠這樣挪用。

太陽花學運所挪用的說法主要是借用所謂「西方進步左翼」的說法,具體包括:反對自由貿易、反對自由貿易協定、反對全球化、反對新自由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我把「西方進步左翼」打了括號,是因為全球左翼現在處於危機之中,在台灣也是如此。就是左翼缺乏正面的論述,只有「反對什麼」的論述,並且這些說法又容易被挪用,而何謂進步、何謂左翼,其實有待進一步的反省與釐清。以下將一一檢討這些說法。

反服貿的論述挪用

首先,何謂「反對自由貿易」?做這樣的宣示是否有意義?關於是否要自由貿易,先考慮兩個極端的情況會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問題。一個極端是「完全自由的貿易」,一個極端是「國際間無貿易」。什麼是完全自由貿易呢?就是國際間沒有關稅也沒有其他貿易障礙,任何商品或服務都可以自由地在國際間流動,這是完全自由的貿易,主流的經濟理論是比較支持這個的,雖說在現實上這個不太可能發生,也未曾實現過,所以說這是不可行的。而我個人是站在甚麼樣的立場反對這個定義的完全的自由貿易呢?是站在後進國家的立場。後進國家要發展是必須要參與國際貿易的,就像台灣藉由高度參與國際市場而發展。因此,我也認為另一個極端「不參與貿易」,也是不可取也不可行的,參與國際市場除了互通有無之外,也是後進國學習的機會,這世界在西方主導下早已難以容許哪個國家閉關自守了。然而,後進國家因為經濟競爭力比較低,因此不能夠面對完全的自由貿易,而需要一些自主空間,所以我覺得比較好的道路是「策略性的開放」,即後進國依據自身發展的策略考量,來決定開放的方式、程度與時程。同時,實際上先進國也會保護如農業等產業。可以說完全自由的貿易以及無貿易兩者在實際上都是不可行的,對後進國更是不可取的。

因此,對於國際貿易這議題,比較可行及比較可取的態度是,在可接受的遊戲規則下進行國際貿易,要求貿易規則能夠容許後進地區既可參與國際市場,又有空間學習及推動產業升級。因此,這會是一個「如何定規則」的問題。我會反對「完全自由的貿易」,也會反對「不參與貿易」。

然而複雜的規則問題不容易釐清,要去面對這些很複雜的「遊戲規則怎麼定」的問題並非易事,因此「反對完全自由的貿易」的說法,就可能被高度簡化而予以挪用了。就像這次太陽花學運如此挪用了「反對自由貿易」,主要是來支持反對服貿及「反對和大陸貿易」,而不會用此說法來反對與其他地區進行貿易。這也是因為大家心知肚明瞭解台灣依靠出口維生吧。

台灣戰後藉由出口導向成長而快速發展,是參與國際市場的得利者,實在沒有立場去反對參與國際貿易。現實上,至今出口仍然是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大陸更成為主要的出口市場。

圖一、台灣出口佔GNP比例(%)</br>資料來源:1.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 CEPD,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歷年。

圖二、台灣出口市場分配比例,1897-2012(%)</br>資料來源:1897年~1950年引自Samuel P.S. Ho, 1978,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Yale UP, p.392;其他引自CEPD,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歷年。

圖三、台商對大陸投資佔台灣整體對外投資之比例(%)</br>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月報》,2014年2月。

以上三個圖意涵很清楚。第一個圖是台灣出口值跟GNP的比,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比值從1950年代一路上升,既使到了近二十年也還在繼續上升。第二個圖是台灣出口市場的分配比例,可以看到前殖民者日本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二戰後新霸權美國的重要性則是先上升然後下降,然後現在大陸市場的份額在近年是直線上升。第三個圖是台灣對外投資中對大陸投資的比例,可以看到從1990年代初期開始開放兩岸經濟交流之後,這比例也是直線上升,既使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大致上也是上升的。最近則是因為大陸經濟放緩因而有一些下降。這三張圖提供了一個非常現實的背景。

現在讓我們來看下一個説法,就是「反對自由貿易協定(FTA)」這個說法可以成立嗎?答案是「對不起,這個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WTO跟FTA都是貿易制度的問題,就是一個遊戲規則的問題。對於WTO,雖說我並不贊同其中諸多限制後進國施行產業政策的規範,不過相較於目前各國各自推動區域與雙邊貿易協定的狀況,我個人認為WTO還是一個比較好的框架,就是一個全球整體比較整合的組織,然後在其中先進國與後進國可以討論遊戲規則應該如何訂定。但是因為美國近年來覺得WTO不合他意,就開始到處推動雙邊與區域協定,引發了當今這樣各地區都在推動區域性及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風潮。但是歐美先進國是規則的制定者,台灣就僅僅是一個規則的接受者,因此若我們只是反對FTA其實不太有意義。同時,既然我們沒有辦法去反對貿易,我們也沒有什麼條件說反對FTA本身,因為它就是一個遊戲規則的問題。既然不能無條件反「貿易」,如何無條件反FTA?

對於WTO可以討論遊戲規則的公平與否,以及其規則對自身經濟的影響。同樣,對FTA的考量也必然是一個「策略」問題,即是否要簽、如何簽FTA、爭取什麼內容、內部利益如何協調,這都是一個策略問題,應該是一個要以整體經濟利益為考量的策略問題。一個對外協定的內容必然牽涉到內部利益的協調,不過在對外時這必須是一個集體的策略。既然它是一個策略的工具,如果就一味的說要反對它,那會是一個錯置的說法,問題主要是要做內部協調,而後基於整體經濟的利益考量,決定採取怎麼樣的策略。至於個別FTA的影響為何,那要看個別案例,看協議內容而定,並沒有一般性的答案。有人曾以服貿或FTA會損及弱勢者利益為由來反對之,貿易協定確實會涉及社會內部利益協調及補償失利者機制的問題,然而,參與國際貿易本身就會帶來加強市場競爭程度的作用,如何對待競爭的失利者應是廣泛的社會福利制度層次的問題,而不只是FTA獨有的問題。

同時,「反對FTA」也是一個被挪用的說法,因為其實大家主要是反對服貿,反對跟大陸的貿易協定,而非主要反對FTA。例如,2013年台灣和紐西蘭先簽訂了FTA,2014年初的時候,就有報導說台灣跟紐西蘭的貿易赤字很快速的上升,但是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大家對與其他地區簽訂FTA不會像反服貿一樣有強烈反對的情感。由此更可以看到反服貿是源於政治的考量,而非一般性的反對FTA。

再則,簽訂FTA必然意味著雙邊貿易進一步的開放,而就考慮的原則來說,如前述,貿易上越開放越好這個原則當然不可行也不可取,同時,越不開放越好這個原則也是不可取不可行,也就是說,現實總是複雜的,總是帶給我們很多抉擇上的困難,一般而言,太簡化的口號與原則多是不可取也不可行的。因此,我們必須面對現實,先進行內部協調並凝聚內部的共識,看要如何因應。若要比較的話,南韓的狀況如何?南韓一向採取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的態度,近來則認為FTA簽的越多越好,推動的速度也非常的快,在其國內雖一直有很多爭議,但也有熱烈而實質性的討論。顯然,因台灣內外環境不同於南韓,不可能也沒必要採取FTA簽的越多越好的策略,然而,基本上採取一個防衛性的思考角度,仍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再來談一下「反全球化」的説法。反全球化到底是什麼意思?必須說這是一個意義含混的名詞。我們知道全球化大致上意指貿易、投資、人力、文化等各種方面的跨國界流動。然而,「反全球化」是指說要完全反對上述的跨界流動嗎?讓我們先來考慮兩個極端例子——完全的流動跟完全的不流動,而這兩端顯然都是不可取也不可行的。因此所謂的「反全球化」是要反對哪一部分?到底所指的是什麼呢?其實並不清楚。我們在講反全球化的時候,是理解到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情感,但是我們作為知識分子在運用這個名詞的時候,就必須要謹慎思考我們到底意指的是什麼。

當然另外一個常被用到的說法是「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只是在最近太陽花相關論述的用法中,到底它的意涵是什麼呢?是反對以新自由主義模式進行全球化?還是就是反對全球化?我要說這其實又是一種挪用,當我看到這個用法時心裡特別覺得不安,因為我也曾經說過「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意思是我認為不能全面地反對全球化,而是要反對美國主導的以全面自由化的方式推動全球化。然而看到這說法被用在這個地方我心裡不安。因為從太陽花學運到現在,引用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背後主旨還是反中,只是說反新自由主義一向被認為有正當性,因此就這樣子的挪用。

極右翼成功捕捉反全球化的情緒

下一個部份我來講一下「反全球化」運動的源起。這是一個在全球、尤其是先進國家相當普遍的一個現象,它的起因是什麼?大致來說,起因可說就是一種焦慮感,就是在經濟相對有優勢的社會裡大眾的焦慮,因為現在全球化的速度加快,各國經濟的比較優勢變遷的越來越快,產業的變遷與遷移也越來越快,經濟相對先進地區的勞工就常會看到本地的資本外移了,原有的工作機會外移了,當然就會引起焦慮跟不安。對此要怎麼樣因應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有一種方式就是怪罪對方,怪罪後進國家搶了工作機會,因而會推動保護主義,引發排外情緒、甚至種族主義等。例如,在1980年代的時候,東亞與台灣經濟地位是上升的,因此我們當時就成為歐美國家怪罪的對象,就像我們現在怪罪中國大陸一樣,這其中的邏輯是相同的。現在反全球化運動似乎流行全球,然而這是最先在西方興起的運動,而其興起與上述因素密切相關。

圖四、不同國家對貿易與就業態度的差異,2014。</br>資料來源:〈發達國家民眾反全球化情緒滋長〉,《金融時報》FT中文網,2014年9月17日 。

最近《金融時報》引用了一個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做的一個跨國調查,涵蓋四十多個國家,調查各國人對全球化的反應(圖四)。它發現了一個現象,先進國家的人民較多覺得參與國際貿易會帶來失業,而新興國家的人民則較傾向認為貿易意味就業的增加。圖四下半部分顯示金磚各國人民因為經濟正在發展,他們就覺得參與貿易會帶來就業。而台灣民眾在不同時期對此問題的態度上的變化也與此相類似,例如,若是在1980年代詢問台灣民眾,大家會覺得參與貿易會帶來就業,而如果是今天做訪談,則認為貿易會帶來失業的比例會較前來的高。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對於還自詡為進步的知識份子就帶來難題,反全球化是「進步的」嗎?我們看到在先進國家,反全球化的情緒是有普遍性的,但各種不同派別各提出何種說法呢?先看兩端:贊同全面全球化的包括傳統主流的保守右翼,以全球為市場的跨國大資本,以及新自由主義者;而反對全球化的主要是先進國民粹右翼與極右派。此外,還有一個很吊詭的現象,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左翼,竟然立場與歐美民粹右翼有高度重疊之處。而眾所周知,歐美民粹右翼援引民眾反全球化的情緒,推動經濟保護主義、排外、甚至種族主義,可說反全球化聲勢最浩大的其實是極右翼。極右翼的主張可引法國國民陣線為例,其主張包括:反移民(種族主義)、反全球化、反歐盟、保護主義、法國國族主義。

因為民粹右翼更能吸引對全球化不滿的人,因此近年來,歐洲極右翼政黨在各國選舉中所得到的支持不斷升高。例如在2014年,瑞典民主黨首次獲得12%選票,德國新選項黨在地方選舉得票率超過一成,法國國民陣線主席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民調中領先現任總統奧朗德,英國獨立黨像法國國民陣線一樣,在該國2014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中得票率第一,此外,近年來美國茶黨在選舉中引起風潮。

最近看到一個相關的新聞,即屬社會黨的法國總理曼紐爾·瓦爾(Manuel Valls)對此現象表示甚為焦急1,因為民調說如果2017年總統選舉進入第二回合的時候,國民陣線的馬琳·勒龐會擊敗現在這個民調非常低的歐蘭德總統,當選法國的總統,雖說這會是三年以後的事情。法國總理指出在爭取民意的競爭上,極右翼帶來極大的威脅,社會黨政府必須回應這威脅,但如何因應?他說 "We have to act and speak 'differently' in order to be listened to and to be heard" ,就是說社會黨必須提出不同於極右翼的說法跟訴求,但是在同一個講話裡面,他有沒有提出來呢?沒有。

不同於右翼的說法在哪裡?我們知道西方左翼的學術開始有小幅的復興,如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在美國竟然成為暢銷書,造成一個不得了的風潮,這當然是一個非常令人欣慰的發展。但是在政治上的發展是如何呢?左翼在政治上的勢力可說仍然非常小且尚未有復興之勢。西方左翼思潮未能推出有效的、集結人心的新論述,而讓極右翼成功地捕捉到了反全球化的情緒。左翼面臨艱鉅的挑戰,必須提出「如何及為何反全球化」的論述,並且必須與右翼論述有所區別。2011年美國興起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曾經聲勢浩大,但仍然因為難以產生新的論述而默默收場了。台灣的情況與上述西方國家情況有共通之處,即產業變遷與政治前景帶來焦慮。如何提出新論述其實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

台灣必須面對的課題

在此總結一下台灣與上述先進國情況的共通與特殊之處。就共通性而言,可以說台灣已經有相當高程度的經濟發展,經濟地位已經接近先進國家,也就是說,已經進到會要去怪罪其他後進地區的這種位置。上述分析就是指出說,台灣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會影響民眾的感覺與說法,而太陽花運動相關論述則是挪用所謂「西方進步論述」來合理化如此的情感,因此若自詡為進步知識份子就不能隨俗的跟著這個論述走。至於特殊性部分,就清楚是中國因素了,即除了經濟因素外還加上特殊政治因素,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特別大,同時台灣「排外」的對象更特別集中於中國大陸,以強烈的「反中」情結呈現。

其實所有的國家都在面對如何因應全球化這問題,這已成為最重要的政策問題,一方面要考量經濟開放到何種程度,一方面是國內相關配套的社會政策是否到位。不少有識者認為必須要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提出相對應的社會政策,如此才能抗衡民粹式的一味反開放、歸罪於他國、回歸保護主義的保守主張,也才能維續全球經濟秩序。 即應把社會保險與貿易開放看做是一個銅板的兩面,缺一不可。同時,社會必須公開討論此議題,設法凝聚共識決定策略,並建立制度來補償全球化的受害者,以維持社會公平與正義。同時在開放的同時應要求開放的受益者能分享其受利,並確實負擔應負的稅賦與責任。

在現實上,是否有可能為台灣提出一個獨立於大陸的經濟願景?任何反對服貿與ECFA者,都有責任提出一個具可行性的替代方案,一味反對是不負責任的。然而,過去二十多年來,兩岸經濟關係持續發展,整合程度逐步增高,但至今並沒有人提出過可行的替代方案,而就常理而言,確實很難為台灣推想出一個獨立於大陸的經濟願景。但是在當今台灣社會,反中情結影響所及,逃避現實、拒絕面對問題的態度甚為普遍,因此就會去尋求各種可以挪用的論述來合理化自身的逃避。不過,自身的問題必須自身來面對,全球化問題與兩岸關係問題,怪罪他者無助於事,必須正面面對,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所有國家都需尋求因應全球化的對策。只是在台灣面對的全球中,中國大陸佔了超大的比例。不面對中國大陸,實無法提出經濟願景。而逕自挪用所謂的「西方左翼進步」論述,並無法幫助我們去面對所必須面對的現實。

「反發展」可以是完整的答案嗎?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在此無法深入討論這個問題,只能簡略如下說明。諸多社會在現代化的溫飽目標初步達成之後,會因不滿於現代化帶來的社會變動與付出的代價,而對過去前現代社會興起懷舊之情,並提出反發展的主張。然而,後進地區追求現代經濟發展是因應西方挑戰的自立自強之舉,其實沒有太多選擇。雖說在初達溫飽之後,較有餘裕對自身現代化道路作出反省,但是反省的必要性,並不應該用來否定當初設法現代化的努力。此外,簡單來說,無論對現代工業化有何疑慮與反思,任何時刻要保持充分就業應是最低限度的經濟政策的目標,而要不計代價的「反發展」就會與充分就業的目標有衝突,因此將「反發展」目標置於優先是不切實際的。再則,台灣數十年來受利於出口導向成長,高度參與全球市場以及中國大陸市場,實在沒有立場宣揚全面反全球化、採取保護主義,並將調適問題怪罪於對方的這些説法。

我今天講的是非常理性的語言,但是這樣的語言卻是沒有辦法處理大家反全球化、反中的情感,那部分需要另外一種論述。我只是針對這個部分告訴大家,太陽花學運反對服貿的相關論述很多是挪用了所謂的西方左翼進步論述。一方面來說,挪用本身即有問題,因為那些論述本身即難以因應今日困局,並且和西方的民粹右翼的論述是那麼樣的接近。另一方面,之所以要挪用各種論述,其實主要是為了逃避直接面對兩岸問題。在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後,影響所及全球眾多國家都在設法作出調適,台灣更是顯現出因應上的困難,難以直接面對中國大陸與兩岸問題的狀況。因此,在由反中情感推動的各種運動中,都是挪用各種其他說法,而不是正面面對。

然而,必須說我們經濟的前景和未來都繞不開中國大陸,我們必須去面對,我們必須認識到自身為何及如何逃避面對這現實,進而去面對這困難的問題。回顧歷史,台灣戰後數十年處於冷戰環境,在美國支持下擔任圍堵中共的前哨堡壘,親美反共的冷戰傳承下,反中情結自有其基礎。而認識到自身的歷史,認識到自身親美反共的意識與當今社會反中情結的關係,應是我們開始去面對現實的基礎。

事件分類: 
責任主編: 

瞿宛文

美國Stanford大學經濟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台灣大學城鄉所與經濟系兼任教授。研究著重於台灣與東亞經濟發展,近來也開始探討中國大陸經濟相關議題。曾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主編與社長。著作包括《台灣的不成功轉型: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超越後進發展:台灣的產業升級策略》(與Alice H. Amsden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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