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一:
撙節可以帶來工作機會與經濟成長

2016/08/31
New Internationalist 編輯
譯者: 
南方國際編譯團隊成員

繪圖:Belle Mellor把撙節當成經濟危機的解藥,是一個迷惑人的把戲。用撙節來回應脫軌的經濟系統與私人銀行走險與欺詐的行徑所造成的深層經濟衰退,令人難以接受,不只是因為這些銀行不擇手段的行為竟能從公眾的口袋裡取到高額回報,也是因為困頓的大眾還得被他們選出的領導者如此殘酷地勒緊褲帶,近乎榨取似地擠出這筆支出。

這場騙局的操舵方式十分沉穩。保守派的政客一個個開始發表如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所譏諷的艱難選擇的樣板演說──非常之時當行非常之舉;緊縮政策是治癒經濟必須的苦口良藥;只要政府謹慎不干預,資本的信心就會逐漸回復,再搭配對企業施行減稅,對商業部門來說自然就有增加投資和創造就業的誘因。

然而,這些宣稱的好結果從未具體現實。克魯格曼指出:「打從撙節在2010年起成為全球潮流,那些實行了重大撙節措施的國家都發生了經濟上的困難,細究這些困頓,幾乎都與極其嚴峻的財政撙節密切相關。」

箇中原因相當清楚,當經濟低迷提高了就業風險且降低了對福利的預期,一般民眾會傾向減少開銷並將存款牢牢握在手中,因而延長了經濟停滯。豪門巨富也沒有誘因進行生產性投資,反而偏好去調整其資產組合同時膨脹了房地產泡沫。此時如果政府真的想重建「信心」,就必須增加(而非減少)支出、在公共部門創造就業機會並且由國家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即使赤字會因此飛快攀升,也並非如外表看起來那麼糟糕──反正利率已陷入低谷,把錢借出去用於生產,也比起堆著累積灰塵來得好

「若你在病中禁食,很可能只會讓自己病得更重。那可不是什麼好主意。」

──可拉塔˙巴蒂尼(Nicoletta Batini),改變國際貨幣基金「親緊縮」立場的重要經濟學家

然而,先前採行撙節政策者僅僅視此為泛泛之論,並轉而信賴「擴大撙節」的另類經濟理論(根據統計研究,已經證實那從計劃藍圖上就存在錯誤)。聲名狼藉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聯袂於1980年代的債務危機中,在多數國家推行撙節政策,他們在2007年8月的金融危機之後,針對撙節措施進行了全面的研究,爾後宣布這對於經濟成長具有負面影響。人們只消看看希臘和西班牙,背離兩國人民意願承受著嚴苛的撙節政策,且至今仍有半數年輕人找不到工作,便是一例再清楚不過的「負面影響」。

美國當局後來已開始公開批評撙節政策,而今年初金融分析機構彭博社(Bloomberg)也向美國政府做出了增加公共聘僱及支出,以大力提振經濟的呼籲

同一時間的英國,保守黨不會錯過任何一個機會宣稱他們的撙節政策正在奏效,但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張夏準(Ha-Joon Chang)則揭示了不同圖像,粉碎官方「國民所得提升」的說法──自2008年起,人們的實質薪資倒退了10%,在整體分配中,最富有者的財富比例卻提高了。至於工作機會的增長,他則發現,未充分就業的工作者由於工作量不足而被迫接受工時下降的比例,短時間內暴增四倍,而自雇者比例同樣驟升,這與其說是「突然掀起的一陣創業熱」,只怕更象徵著人們的絕望。英國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則確信,到了2020年,生活在貧困中的英國兒童將會增加八十萬人或四分之一

「強力的證據顯示,世界各地許多政府推行的財政撙節,正是景氣長期委靡不振的主要原因。」

──聯合國副秘書長佐摩(Jomo Kwama Sundaram) 於2012年在經濟及社會事務部的發言

無怪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說2012年的撙節風潮形同「自殺協議」,將導致各國陷入「削減開支和經濟成長下滑的惡性循環」。此外,撙節政策還有做為煙霧彈的另一效果:撙節政策與強力監管和治理有關係,但完全是意識形態上的,如同國際智庫聯盟「另類政策小組」(Alternative Policy Group)的跨國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在2013年初的評論:「與其說企業和政治菁英從危機中學習,不如說他們以此為由深化新自由主義並掃除阻礙企業全面宰制的障礙,例如勞工權益以及許多符合福利國家精神的服務。」撙節政策被當作工具,推動日益增加的私有化措施,無論是政府與富有的精英階級合謀(如英國),或者藉國家遭危機重創,強加這些於其上(如同由歐盟委員會、歐洲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成的「三駕馬車」貸款給歐洲國家時的附加條件)。

2015年10月14日,藉著讓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和自由黨在選舉中大勝,加拿大人否決了撙節政策。杜魯道已經承諾,為了透過增加公部門開支以提振經濟,將在未來三年內實行赤字財政。

當各國政府放棄以社會支出減少貧困,且力圖刺激有錢有閒的富人而非小企業,撙節政策的後果已使得不平等問題愈發嚴重。大企業如今挪移愈來愈大量的利潤給管理高層和股東們,其員工的份額則不斷減少,與此同時,他們卻仍對辛勤工作者說著「非常之時當行非常之舉」的政治話術,且替不負責任者卸下重擔。這是個以情感動員為手段,針對檯面上部分選民的騙局,他們認為這並不公平卻是必要之舉──即使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在實際上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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