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是妓女」--聽起來刺耳又害羞?

2007/09/16

「我的工作是妓女!」性工作者的專業,缺乏討論,顯得這樣的職業相當刺耳。妓女的工作權在哪裡?號稱人權立國的台灣,9月15日今天,高雄十萬民眾的遊行隊伍,高喊加入聯合國,卻忽略人權破洞百出。

「性」向來是私密的話題,「性工作」的討論在台灣保守文化內,付之闕如。

下午,鐵馬影展《嘜相害》、《一代名妓--官秀琴》映後座談,與去年負債累累無路可走的官姐,情同姐妹的前公娼小青,她拒絕蓋頭蓋面,削瘦的身形,與大家面對面,述說被迫轉為私娼,家庭生活的困境—卡債、女兒因家庭生計必需打工,無法順利讀書、母親長期看護費用。

席間,蔡先生詢問政府廢娼後的配套措施。「設置專門輔導,設有門檻。高於65歲的媽媽或是未成年的女兒,每月可領7750元,可領兩年,但如果被抓到從事私娼則必需雙倍償還。另一種為就業輔導金:向政府借60萬,前三年不用還,三年後每月還3000元。」

就業輔導金的設計,立意良善,希望公娼能順利轉業,而不重操「性工作」。實質上卻略過兩個本質上的問題。日日春義工,火車,她說:「轉業機制蓋過了失業的根本原因。它像是打斷腳,再給我拐杖,並且一直稱讚這拐杖有多好,但是我本來是會走路的。」突顯了失業結構性的問題,一再被複製。

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會長李玉菁:「與其它婦運團體,可以說是沒有合作。在看待「性工作」的概念,其它婦運團體忽略像小青這樣的人,她身上有的專業條件。日日春向來主張性工作存在的必要。」

本質的問題並未解決。日日春長達十年辛苦的奮戰,依然在與結構性問題斡旋。過去為什麼會從事娼妓工作,社會發展過程裡,在面臨社會轉型時,個案突顯了無法適應社會變遷,家庭成長背景與長期生活習性,卻被歸為單純、個人式的社會問題。

其次,性工作本身具備的專業條件,在道德壓力下,尚未開展討論空間。意識到這兩層面本質的問題,有了基礎共識,再爭取性產業合法化,如何規範、設計。座談會中參與心得分享的朋友,提出了可參照荷蘭紅燈區的規劃。

自去年娼運鬥士官姐自殺落海,其它婦運團體陸續提出「罰嫖不罰娼」,當中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前公娼小青舉出許多從事交易的顧客多半生活困苦,譬如殘障也有基本性需求,但是根本無法找高級的應召女郎、上俱樂部。「公娼是底層生活的一群,那種喊廢娼的人根本不知道底層人生活的甘苦(痛苦)。」

目前,日日春互助協會,努力於修法廢除「社維法第80條罰娼條款」。其它法條修訂與討論,諸如刑法第231、233條內交易關係中之第三者(皮條客、老鴇)是否受罰,以及,兒少條例24、25、29條涉及性交易消費者(嫖客)、交易雙方自願性。妓運十年,今年在十月中旬與其它婦女團體,再次籌辦論壇,希望能有更廣泛地討論及共商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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