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工資爭什麼:最低保障,或勞資鬥爭?

2017/08/18
苦勞網特約記者

基本工資審議結果今日(8/18)出爐,調漲幅度不足5%,遠低於勞團訴求的「大漲至27K」。回顧近日勞方代表和資方代表團體的爭辯,雖然雙方對於「要不要調高基本工資」意見相左,但在其他訴求上,卻有驚人的一致:出席會議的勞方和資方團體,在大方向上都同意基本工資應有「計算公式」,而不是在委員會中上演「勞資對立」的戲碼;勞資雙方也共同強調,政府應協助中小企業守法,以提高基本工資的法律遵行率。

勞資代表坐上談判桌,針對基本工資調幅大戰七小時。(攝影:張宗坤)

不過,勞資雙方的一致可能只是表面的一致。資方總是用一項妥協換另一項修法,也總是「越換越多」。「一例一休」就是政府用來交換「七天假」的妥協;「基本工資」也只不過是資方用來再交換「一例一休」的政治工具而已。

經濟模型總是有誤差,全國規模的勞動成本統計很難不出問題。對資方而言,真確的數據不是重點,只要成本能減多少,就算多少。對他們來說,員工只不過是生產過程的一小顆螺絲釘,員工的生計也只是財務報表上的一小格數字。

勞方團體訴求「去政治化」

資方團體顯然認識到「政治議題總是與經濟利潤無法分離」;但勞方團體卻仍在強調「基本工資僅是為保障勞工家庭的最低生活需求」,並盡全力「避免(與資方)爭議,導致空轉內耗」,這背後的理念則是「基本工資的政治面向(勞資之間的爭議)與經濟面向(保障生活需求)必須要拆開看待」。

兩方在表面上雖然一致,但在更深刻的概念層次上,卻有著不同觀點。諷刺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方似乎比勞方更有政治經濟學的視野,而勞方卻遁入勞工的家庭與個人生活保障的議題中。政治與經濟相連結,是進入鬥爭狀態的團結勞動者的應有認識,畢竟從個人集結為集體,意識到工人集體與資本家集體間的權力關係,正是所謂的「政治化」;然而,觀察勞方提出的訴求,僅僅打算維護「勞動者生存」,甚至強調「勞資和諧」的原則,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反向的「去政治化」過程?

藉由考察領取基本工資的人數,以及台灣勞工的薪資分布,可以給予我們關於基本工資政策意涵的啟發。根據勞保局的投保級距與人數統計推算,截至今年六月,大約有283萬人是以基本工資投保,佔勞保全體被保險人的兩成八。雖然這數字有高估的風險,但我們大致可以說:全台灣至少有兩成的勞工,是以基本工資過活。

然而,換個角度思考,上面這句話也可以改寫為:全台灣至多有八成的勞工,薪資水準都在基本工資以上,基本工資政策跟他們關聯不大。雖然如此,工資與工時還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最重視也最計較的兩個數字。在七天假的工時鬥爭中,出面抗爭的勞工團體也一再強調「工資與工時的相互關係」,提供優質服務的台灣服務業部門(不論是全聯店員、打工族,或是華航空服員、HTC工程師、客運司機⋯⋯),多數屬於這種以「高工時換取高工資」的血汗行業。

除了過勞打拼、超時工作外,台灣勞工的薪資成長實在也不太漂亮。不論從整體GDP中受雇人員薪資總額的比例,或是從青年的實質起薪來看,都呈現縮減和倒退。相對於此,GDP和GDP中資本利得的比例卻節節高升,經濟成長的果實在資強勞弱的結構中,進一步被移轉到資本家手中。受基本工資所保障的兩百萬人固然重要;但薪資本來就高於基本工資的八百萬人,也應該得到可預期薪資成長的保障。

本圖呈現20-24歲勞動者(大學畢業新鮮人)的起薪。藍線為「名目薪資」,紅線為考慮消費者物價指數波動後的「實質薪資」。可以發現雖然2003到2016年間名目薪資成長。但在同一週期內,實質薪資卻不升反降,這正顯示出青年勞動者的「起薪倒退」現象。(製圖:張宗坤)

基本工資是整體勞資鬥爭的一環

解決受雇者普遍低薪的問題與基本工資調整,是工資鬥爭的兩條平行戰線,前者(至少)應該與後者同等重要。而考慮到工運逐步發展、上升的過程,或許前者比後者更為關鍵。透過工會的力量,壟斷工廠、職業甚至產業的生產力,讓資本家不得不正視勞工的訴求;普遍發生的工資鬥爭,以及受到工資鬥爭啟發的勞動者們,再經過產業工會或工會聯盟的架構進一步整合,作為爭取其他更弱勢勞動者的「基本工資」保障的基礎,也就會更有底氣。

從這個意義來看,各產業工人爭取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的日常鬥爭,正是全國性勞資鬥爭的前哨戰。從根基做起,強健台灣工會的體質與實力,一旦碰到類似去年七天假爭議的全國性工時鬥爭時,就能穩當地保住工人的休假與閒暇。

部分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工資必然將隨著經濟發展,逐漸趨於僅讓工人能維持基本生存的程度,這個被後人稱之為「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的斷言,也恰好就是今日出席審議會議的勞方團體的訴求。對經濟學者而言,經濟模型的目的在於推測未來的經濟發展,並促成更好、更多的發展可能;但對工人來說,每一份薪水,每一次上班,每一次抗議可能都是性命攸關的掙扎。

優雅的工資鐵律或許符合數學與經濟學的定律,也符合直觀上「老闆應該照顧勞工」的工作倫理。然而我們正面對持續崩壞的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社會在我們心中悄悄種下「永恆不變」的印象,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工作與勞資協商,掩飾無法從內部解決的階級矛盾。只是期許基本工資更貼近工人的「生活最低需求」,恐怕無法扭轉工人被剝削的現實,我們還必須透過團結行動打破現狀,奪回屬於我們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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