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思想問題的「二二八」

2018/02/27

【編按】今年是二二八事件71週年,但二二八做為一個歷史事件的本質和意義究竟為何,依舊眾說紛紜,甚至在藍綠格局制約的政治現實中,顯得愈來愈簡化和模糊。本文透過二二八當事人的回憶以及史料的分析,還原二二八爆發的成因、社會脈絡及其政治影響,呈現出二二八的複雜面貌,並提出二二八做為一個重要的「思想問題」,對於今日的台灣和兩岸現實皆具高度的啟發意義。文章原載於《文化縱橫》2017年10月號,獲作者授權轉載。

二二八論述本質與現象的顛倒

由於國民黨的管控與禁錮,「二二八」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黨外」時期,才重新回到台灣社會的關注之中。一直到90年代中後期,台灣官方才有了相關的紀念儀式,二二八也伴隨著島內教科書史觀與論述的調整,成為中學台灣史教材當中必學的歷史事件。

自二二八成為島內公開討論的議題以降,台灣史學界付出了相當大的精力,整理出版各種回憶材料與官方檔案,累積了可觀的研究成果。儘管於此,二二八在島內的主流論述,反而愈形簡單化、僵固化與圖騰化。借用專研台灣光復初期歷史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曾健民的形容,二二八論述不斷地被「政治魔咒化」。簡而言之,二二八論述在島內藍綠格局的支配之下,成為台灣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抽空了歷史脈絡,由歷史問題轉變為十足的政治問題。1

「政治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之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由省籍概念衍生出的「唯族群衝突論」。對於民進黨或台獨派而言,「唯族群衝突論」將二二八解讀為「外省人(中國人)迫害本省人(台灣人)」;對於國民黨,以及在政治光譜上接近的其他政治勢力而言,為了反制民進黨與台獨的論述,則是將二二八解讀為「本省人(台灣人/皇民)迫害外省人」,從而發展出實質效果在為當年統治者辯護的「反民逼官論」、「民逼官反論」與「皇民造反論」等。這兩種看似截然衝突的論述,實則都將「外省人」與「本省人」總體化為兩個對立的群體,並且在不同的程度上放大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將二二八擴大解釋為中日戰爭在島內的延續,反而使得區域差異的表象,取代了屬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本質。

由查緝私煙偶發事件引起的二二八,夾雜了台灣光復前後積累下來的複雜結構,只有從中掌握具有合理性的歷史主線,才有接近真相與本質的可能。令人遺憾的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在百餘年來兩岸短暫統一的四年(1945至1949年)之間,其後兩岸又因內戰與冷戰的雙重因素再度分裂至今,走上了兩條歧異的現代化之路。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內部的討論,很容易就忽略了事件發生當時台灣人已經「重做中國人」,將二二八從近現代中國歷史與世界格局的脈絡之中抽離,成為一島史觀。相對於此,因為長期的分離與隔閡,大陸對於台灣的歷史與現實也顯得陌生,往往通過媒體傳播不自覺地戴上了島內藍綠當局的有色眼鏡看待包括二二八在內的台灣問題。

發生在光復初期的二二八,牽涉到的不只是民族歷史的中斷與接續,還包括了更高範疇的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為近代中國兩岸造成的傷害與遺留的瘡疤,至今都還制約著兩岸的互動與前景。70年後,已經到了讓二二八從歷史與政治迷霧之中走出來的時刻了。

1947年2月28日中午,台北火車站前集結著準備前往行政長官公署請願的群眾,另外還有一些四處緊急通告與旁觀的民眾。(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社會性質變革與國民黨掠奪

二二八發生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之後的第二年,台灣人在日據時期保有的漢人文化與民族意識,進一步取得了中國人的正式身分,這是首要理解的變革之一。不能否認的是,日據末期由於窮兵黷武的戰爭動員,確實為台灣的社會與經濟條件造成了破壞,為光復後復原工作增加了難度與阻礙。2

但是更為關鍵的社會性質變革,更必須納入考察的範圍之內。台灣繫獄最久(34年又7個月)的白色恐怖政治犯、著名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運動家林書揚先生曾分析,二二八前後台灣人民面對的是一個來自大陸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戰時政權」,「在一塊甫經收回的早年失土上,以勝利者意態所採行的、特殊而貪婪的接收政策的直接後果」,3因此在1947年「逼」出了二二八事件。

光復之後,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掠奪是不爭的事實。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1946年3月閩台通訊社編的《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中已指出台灣同胞在光復時的「百度的熱情」,不到半年的時間「已經變為冷淡如冰」,其背後的原因體現在監理政治的錯誤、軍紀官紀的腐敗、教育界的腐敗、交通行政及業務的混亂等方面。其中最為嚴重的就是物價飛漲,居於當時全國之冠,台灣也從產米區陷入了無米可吃的糧食恐慌之境。該《報告書》最後建議:「中央應該派調查團去調查,不應該讓官僚來激成民變」。4但未能阻止情況繼續惡化,終致隔年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此外,光復之後國民黨接收了日據時期原由總督府專賣的行業,其壟斷性與統制性更甚於前,台灣人的感受如林書揚所說:「在台灣人民看來,接收日本資產,獨佔台灣經濟權益的國府資源委員會,無非是取代日本總督府的最大剝削者」。5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香港新台灣出版社發行的《新台灣叢刊》第一輯(1947年9月)中,刊載了《台灣四天地》組詩,其中之一的《陳儀四天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污劫收,官僚發財;花天酒地。物價飛騰,搶劫殺戮;黑天暗地。陳儀垮台,貪污仍在;怨天咎地。」形象地描了當時台灣人民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中的困境。

「白薯的悲哀」

對台灣人來說,日本戰敗後與光復之初普遍仍沉浸在脫離殖民統治的興奮之情,對於祖國的認識以及未來政治上的安排與發展,還未有深刻的體察。例如親歷二二八的陳明忠先生,在其回憶錄指出戰爭末期日本敗象已露,「誰都知道日本會輸,但戰敗之後怎樣呢?不知道,沒想過……」。6同為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明忠的妻子馮守娥也有類似的回憶與感受:「之前曾聽到傳說日本可能會戰敗,但是完全沒想到事情會來得那麼快,所以全家都非常高興,以後不再受日本人欺負了。」7

光復之際台灣人民類似陳明忠與馮守娥的反應,就如台灣史學家戴國煇所分析的:「當時台灣老百姓的那種狂熱,裡頭並沒有任何階級性、地域族群性或其他的因素;可以說只是一種素樸的民族情感流露的中華民族主義罷!」「但與大陸隔絕有半世紀且光復不久的台籍人士,本來就對中國大陸的一切,缺少正確的認識,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8

另一方面,統治者國民黨政府則是帶著勝利者的「優越感」,面對台灣這片失而復得的領土。陳明忠回憶,當時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他們認為是打了八年抗戰才能夠解放台灣,所以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9分隔了51年之後,在國民黨官員優越感的作祟下,將復歸中國的台灣人視為受皇民教育「奴化」的群體,從而將清除「奴化」思想做為治台的重點政策。例如光復前國民政府為了接收台灣成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於1945年3月公佈《台灣接管計畫綱要》,其中包括了「廓清奴化思想」;光復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聯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與台灣省黨部,開展了「奴化」批判運動。10

當時治台官僚從上到下絕大部分是外省籍人士,台籍人士所占比例低。日據時期台人在官僚體系中被歧視與排擠的現象,並未因為光復而得到應有的改善。日本學者橫地剛就認為,國民黨在台灣發動的「奴化」批判,事實上是以「奴化」為藉口,拒絕台籍人士參與中國的政治運作。11也就是說,國民黨政府認為受日本皇民教育「奴化」的台灣民眾,是沒有資格與其他的中國人民在政治上平起平坐的。

光復後台灣流傳這樣一副對聯:「開口奴化,閉口奴化,卑躬屈膝,奴顏事仇,竟稱獨立自主。伸手要金,縮手要銀,與民爭利,唯利是圖,也說為民服務。」12以此諷刺國民黨政府始終以「奴化」的觀點對待台灣同胞。

及至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皇民奴化」一直是國民黨掩飾其貪污腐化、治理失敗的主要藉口。事件後國民黨發表的幾份調查報告,諸如1947年3月國防部新聞局的《二.二八事件始末記》、1947年3月30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台灣省「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紀要》、1947年4月16日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的《二二八調查報告及處理經過》等,都將二二八的發生歸咎於「奸黨煽動」與「皇民奴化」兩大主因。

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陳逸松,光復後曾當選台灣省國民參政員,二二八發生後不久他赴南京參加國民參政會,希望中央能為二二八事件妥為善後。據他回憶,他所面見的蔣介石、白崇禧與李宗仁等高官,都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日人煽動所致。他灰心且氣憤地認為:「我不以為然,如果這麼說,台灣人豈不都變成受人煽動的愚民了嗎?」「我看南京政府上下都以這樣的思維處理二二八事件,不肯也不敢檢討自己的失政,也沒有政治氣度道歉,才會把事情拖到今天。」13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被日本人蔑稱為「清國奴」(チャンコロ)。按戴國煇的回憶,「清國奴」還只是日本人對台灣人「最起碼的罵法」,14但已經對於殖民地台灣人的心靈留下難以撫平的創傷。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此前則在殖民地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目的在於動員台灣的「人心」,「要求殖民地人民與日本人具有同樣顏範、採取同樣行動」,將台灣人塑造為「帝國之忠良臣民」。15但在「教化」過程中,又設下了種種門檻,使台灣人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人。

光復之後,台灣人在島內仍然面對著來自統治階級以「奴化」為名的歧視與拒斥。在祖國大陸活動的台灣人,也同樣面臨同胞的誤解與排擠。台灣著名作家鍾理和回憶了他在北平的親身經驗:「台灣人──奴才,──似乎是一樣的。幾乎無可疑義,人們都要帶著侮蔑的口吻說,那是討厭而可惡的傢伙!」「例如有一回,他們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於是就有人走來問他:『你是要買哪國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身份的「差別化」與「特殊化」,逐漸在台灣人心理之中累積為鍾理和所形容的「白薯的悲哀」──「白薯是不會說話的,但卻有苦悶!」16

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

台灣光復以來,有了客觀上的社會性質變化,再加上經濟困頓,社會沒有出路,以及政治上的「奴化」指責與差別待遇,台灣人「白薯的悲哀」心態的出現,就說明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在主觀認知上出現了巨大的落差與悖離。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可以說是難以避免的悲劇。不過,二二八也可理解為一個尖銳的思想問題,不斷地質問著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民:經過51年的分離與隔閡,台灣人「如何再做中國人」?

葉芸芸認為:「光復雖然實現了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及復歸祖國的願望,但是,光復應該有的變革從未真正落實。台灣人未及整理殖民地的經驗,清理自己身上被殖民的痕跡,也沒能認識正處在大變動前夕的世界局勢,以及自己在其中可能的位置,就被倉皇驅趕著進入新的歷史篇章了。」17誠然如此,但在動盪時代之下台灣人民積極將自身放進中國現實脈動的努力與嘗試,無論成敗,都應該放在合理的歷史位置上得到評價。

以對於「批判『奴化』」的批判為例,台灣知識份子透過文學討論的形式,與省外知識份子在當時《台灣新生報》的「橋」副刊發起了一場論爭。其中不只探討了台灣新文學在中國新文學中的地位與性質,同時也試圖消弭省內外隔閡而造成的誤解。本省作家楊逵在這場論爭中發表了〈「台灣文學」問答〉訪談文章,特別針對了國民黨政府與部分不諳台灣情況的省外知識份子強調的「奴化教育」問題,做出了高度的概括與回應:「部份的台灣人是奴化了……但大多數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灣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鬥爭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證……所以,輕易就說台灣人民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毒素作祟,這樣的說法沒有根據。台灣人民還沒有力量是因為被嚴密控制下,未能堅定地組織起來的緣故。」18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一個月,楊逵與外省記者王思翔合編了《文化交流》雜誌,目的就在於促進省內外文化界的交流與合作。1947年1月15日發行的第一輯,刊載了著名美術家陳庭詩(筆名「耳氏」)的漫畫《交流乎?絕流乎?》,其中的意象就是希望省內外人士能團結合作,特別以文字強調了:「咱們都是苦難的中國人!」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之外,在政治上,台灣青年學生開始關注大陸民眾的處境,並以此投入更為廣泛的實踐。1946年以來,台灣陸續組織了幾場示威遊行,例如抗議「澀谷事件」(1946年12月),以及聲援沈崇的抗議美軍暴行運動(1947年1月),後者約有萬餘人參與的隊伍中群眾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喊「美軍滾出去」等口號。19台灣民眾逐漸體認到自己的處境,與內戰深淵不斷襲來的大陸民眾是一致的,在訴求上與全中國範圍內的反內戰民主運動形成呼應。

接踵而來的二二八事件,是台灣的被統治階級對於矛盾激化已深的官民結構的總體回應:打倒貪官污吏,要求民主自治。「官逼民反」是較為接近事件本質,也具有常識性的判斷,其背後所富含的歷史意義不應該被事件的表層現象所掩蓋。「官逼民反論」並不否認事件初期的混亂現象,也未曾主張事件是由台共或地下黨所領導,而是承認台灣人民在其中的主動性與能動性,最終發展成為捲進無數要求民主和平的省內外人士參與的人民運動。因此,從事件的訴求與發展方向來看,二二八從來不是區域性的外省/本省之間的對立衝突,而是被統治階級對於統治階級的不滿的集中爆發,充分體現了「轉折年代」中人心向背,在客觀的態勢上成為了全國反蔣運動不可或缺的一環。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確實是至今難以撫平的民族悲劇,但它卻有著刺激覺醒、啟發思想的另一面。為了爭取民主自治,同時避免內戰持續擴大波及台灣,台灣人民從原有素樸的民族情感,上升到政治意識的自覺。省外知識份子也體認到反內戰民主運動的成功,不能沒有台灣人民的參與和支持。因此,二二八事件在人民的立場上,促成了相互聲援與合作的團結局面。這是台灣人民「重做中國人」的自主性努力,也是全中國人民將台灣人民重新放回視域之中的全新發展。

許多親歷二二八的當事人回憶,事件之中本省人與外省人相互保護,視對方為同胞,避免他們受到無端迫害,這個情況在台灣從北到南都可見到。比如時為台灣新竹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及台灣學生聯盟新竹支部總負責人的曾重郎,強調了他們反對國民黨的學生與當時大陸籍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之間相互扶持的經歷,他稱之為「終生難忘的情誼」。20省外人士也積極主動投入台灣人民的抗爭運動之中,例如當時正在台灣公演話劇的歐陽予倩,見到群眾發起示威,他隨即加入群眾之中並以日語發表演說:「國民黨貪官污吏欺壓你們,你們就起來同他們鬥爭是正義的,我們不是國民黨的貪官污吏,是來演戲的,我們同你們站在一起,完全支持你們的鬥爭。」21著名的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是出生於重慶的黃榮燦創作於1947年,讓當時的大陸民眾充分感受到二二八之後台灣人民的真實處境;出生於廣東的木刻家荒煙,1948年完成紀念聞一多的版畫《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其創作動機正是受到前一年二二八事件的鼓舞。

木刻家荒煙1948年完成紀念聞一多的版畫《一個人倒下,千萬人站起來!》,其創作動機受到前一年二二八事件的鼓舞。

在事件之中,全省各地的人民團體大量成立,一方面維持穩定,另一方面與國民黨政府持續抗爭。當時台灣民主聯盟發表的其中一份《告台灣同胞書》指出:「三天來,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英雄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在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域,正和反動封建獨裁政府作殊死戰,六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與壓迫,就是少數的反動巨頭的貪污獨裁枉法橫暴所造成的」,即已將台灣問題納入中國問題的視野之中。事件之後,在大陸的台灣人團體台灣省旅平同鄉會與天津市台灣同鄉會聯合發表《二二八周年志》,內容收集了大量國內報紙的社評與知識份子的訪談,呼應台灣人民提出的訴求,也做出如下呼籲:「全國同胞團結起來,台灣省是中國的,反對一切出賣台灣的陰謀,台灣與全國同胞毫無仇恨,二二八的犧牲者是建設台灣的基石!二二八是打倒陳儀及貪官污吏的義舉,不是排除外省人的暴動,我們要求實行中央諾言,實施台灣地方自治,省縣市長民選。」22相應於此,包括李濟深、郭沫若與全國學聯等民主派人士或團體,也紛紛發表文章,不僅聲援台灣人民的運動,也鼓勵兩岸人民攜手合作,反對獨裁政府、爭取民主和平。

「有了統一才能自決」

二二八事件發展至此,已經脫離了一島內部的抗爭性質,上升成為全中國人民必然共同面對的問題。台灣人民在鬥爭的過程中,也必須直面戰爭與和平、改良與革命的歧路選擇,23這是二二八事件後做為中國人的台灣人不得不回答的艱難考驗。在此情況下,二二八後期的兩條歷史主線,就是對此歧路的正面回應。第一條是,二二八事件並沒有促使「台獨」成為選項,反而是使得大部分的台灣進步青年,對國民黨代表的「白色祖國」失望、絕望,而將希望與視野轉移到了以共產黨為代表的「紅色祖國」,從而加入地下黨鬥爭。24第二條是,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台籍菁英在國民黨展開大逮捕後,逃亡到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台灣人民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

今天「台盟」在大陸一般被視為八大民主黨派的參政黨之一,但其歷史意義卻遠遠不僅於此。台盟是二二八最為直接的產物,同時也是現存歷史最久的台灣人政黨,此性質在兩岸長期遭到忽略。1947年3月20日(農曆2月2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台灣自治運動〉,站在聲援的立場上呼應了台灣人民的訴求:「我們要告訴台灣同胞,你們以和平方法爭取自治,和在蔣介石武裝進攻之下採取武裝自衛的手段,我們對此是完全同情的。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熱烈讚揚台胞的英勇奮鬥,而且預祝台胞的光榮勝利。」251947年11月12日謝雪紅等人在香港正式成立的台盟(前身為「新台灣出版社」),一方面繼承了台灣人民「民主自治」的要求,26另一方面與中共以及國內民主派人士來往合作,1948年直接響應中共的「五一」號召,並在1949年北上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參與籌建民主聯合政府;10月1日代表台灣人民參加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見證新中國的誕生。27

台盟建立以後,同時反對帝國主義在台灣進行的「託管」與「獨立」宣傳,將台灣的社會變革與反蔣、反美涵蓋進中國革命的戰線之中。28就此而言,二二八之中台灣人民提出的「民主自治」,通過台盟進一步轉化並且直接內在於中國的革命進程,在新中國政權的性質上得到體現。如同林書揚所言:「血緣的、歷史的、文化的、及國際政治結構圖中的中國,在它的新的整合運動中,台灣人也應該積極地、主動地投入,擺脫『為自決而自決』的心理網罩,擴大台灣人的認同視野,將本身的主體性在更大的整合統一運動中獲得提升,既代表『台灣一地』的『主體性』,同時也代表『全中國』的『主體性』。」29這一條主張「有了統一才能自決」的路線,是二二八事件對於當前現實政治帶有啟發意義與思想高度的歷史根源。

1949年9月,謝雪紅、楊克煌等台盟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翻攝:張方遠)

藍綠格局制約下的台灣認識

回過頭來看二二八事件後地下黨在島內的活動與鬥爭,隨即面臨到1950年朝鮮戰爭的衝擊。美國第七艦隊藉此「進入」台灣海峽,國民黨政府重新獲得美國的支持,在島內展開了大規模的白色恐怖政治肅清,首要或唯一的對象就是認同社會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的台灣青年,致使承接自日據時期的台灣愛國左翼傳統遭到幾近覆滅的頓挫。同時導致兩岸再度分裂,在內戰與冷戰雙重掣肘的態勢下長期隔絕。做為思想問題的二二八,亦即如何再做中國人的問題,就隨之被迫中斷,退出於兩岸人民的思想視域之外。

經歷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以及戰後國民黨在台逐步走向的以美國為依歸的「新殖民體制」,日據時期以來台灣歷史所呈現出的複雜樣態全部被收攏進以「反共」為最高前提的敘事之中。國民黨在台灣雖然提倡中國民族主義,但結果就是建構出了排斥大陸與左翼的虛假中國認同。「中國」之於台灣的意義,就是從「內部的他者」不斷成為「外部的他者」。30民進黨取代國民黨成為台灣統治者之後,由於兩者共有的高度附庸屬性格,進一步將「反共」的認同上綱為「反中」的認同,實為一體之兩面。

在「反共」與「反中」的交相作用下,台灣關於歷史與現實的種種討論,幾乎只能被收納進藍綠的格局之中,凡事都被簡化為「藍vs.綠」的二元對立論述。因此「國民黨(藍)=外省人=統」、「民進黨(綠)=本省人=獨」的簡單公式雖然具有明顯且誤導的錯誤,卻以刻板印象的形式普遍存在於兩岸社會對於台灣問題的解讀之中。以二二八為例,民進黨或台獨派主張是外省人迫害本省人,國民黨與立場接近者就反過來主張是本省人迫害外省人。這種對立式的「追殺史觀」,全盤解消了台灣人民在二二八之中「重做中國人」的奮鬥,以及二二八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中的意義與定位。

當藍綠框架逐漸影響當今大陸對台灣社會的理解時,簡單地把台灣分為「親日/反日」、「台獨/反台獨」等兩種群體,那麼「白薯的悲哀」就有復發的高度危機。重新思考二二八以來的歷史轉折,事實上有助於求索當前包括大陸與台灣在內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出路,也能從兩岸的歷史資源之中,壯大、豐碩「中國」的內涵。3170年後重探二二八,無論對於大陸或是台灣,都能從中找到更具超越性、包容性的思想線索。

  • 1. 曾健民:〈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載於人間出版社編委會主編:《二.二八:文學和歷史》,人間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頁。
  • 2. 可參考時為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的回憶錄:塩見俊二原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文英堂出版社2001年版。
  • 3. 林書揚:《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人間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頁。
  • 4. 閩台通訊社編:《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1946年3月),載於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頁。
  • 5. 林書揚:《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人間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頁。
  • 6. 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人間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頁。
  • 7. 許雪姬、楊麗祝訪談、吳奇浩記錄:〈馮守娥女士訪問紀錄〉,載於許雪姬等訪問、林建廷等記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4年版,第17頁。
  • 8. 戴國煇、葉芸芸:《愛憎二·二八》,遠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5、153頁。
  • 9. 陳福裕訪問、史學敏整理:〈對話陳明忠: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也並非皇民造反〉,《觀察者網》,2017年2月28日,http://www.guancha.cn/ChenMingZhong/2017_02_28_396327_s.shtml
  • 10.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68-269頁。
  • 11. 橫地剛著、陸平舟譯:《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畫上的人》,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271頁。
  • 12. 閩台通訊社編:《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1946年3月),載於王曉波編:《二二八真相》,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頁。
  • 13. 曾健民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01-107頁。
  • 14. 戴國煇:《台灣史研究》,遠流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02頁。
  • 15.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台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台大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41-145頁。
  • 16. 鍾理和:〈白薯的悲哀〉,載於《原鄉人》,遠行出版社1976年版,第165-174頁。
  • 17. 葉芸芸:〈殖民帝國主義留下的歷史課題〉,《觀察》,第43期,2017年3月,第58頁。
  • 18. 楊逵:〈「台灣文學」問答〉(1948年6月25日),載於陳映真、曾健民編:《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論議集》,人間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頁。
  • 19. 曾健民:《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二二八前的台灣》,人間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403頁。
  • 20. 曾重郎:〈終生難忘的情誼〉,載於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編:《歷史的見證──紀念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四十周年》,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87年版,第95-101頁。
  • 21. 吳克泰:〈歐陽予倩在台北演話劇──回憶二.二八前夕的一幕〉,轉引自卓言若:〈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寫在「二二八」七十周年之際〉,《觀察者網》,2017年2月28日,http://www.guancha.cn/ZhuoYanRuo/2017_02_28_396315_s.shtml
  • 22. 《二二八周年志》,台灣省旅平同鄉會、天津市台灣同鄉會編印,1948年3月28日,第23頁。
  • 23. 卓言若:〈「二.二八」:改良與革命的歧路〉,《激流網》,2017年2月28日,http://jiliuwang.net/archives/49668
  • 24. 林書揚:《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人間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頁;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無悔──陳明忠回憶錄》,人間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頁。
  • 25. 吳藝煤主編:《大陸台胞與「二.二八」事件史料集》,台海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116頁。
  • 26. 二二八之中的武裝鬥爭,分別是台灣中部由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以及嘉南一帶由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兩人都是地下黨員。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最後的定名,周明(古瑞雲)有此回憶:「在四大家族的專政下,若不實行自治便無民主可言,『自治』與『民主』不可分割,而且在『二.二八』鬥爭中,為處委會『三十二條』所集中表明出來的台灣人民普通的政治訴求正是『民主自治』,遂決定命名為『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參見古瑞雲:《台中的風雷──跟謝雪紅在一起的日子裡》,人間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211頁。
  • 27. 吳國華、吳藝煤主編:《台盟創建初期的地方組織》,台海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頁。
  • 28. 汪毅夫:〈天然反獨的二二八之子〉,《海峽評論》,第315期,2017年3月,第55-57頁。
  • 29. 林書揚:《有了統一才能自決》,人間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頁。
  • 30. 張鈞凱:〈對台灣而言的中國道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9期,2015年6月,第262-265頁。
  • 31. 相關討論可參考鄭鴻生:〈台灣人如何再作中國人:超克分斷體制下的身分難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4期,2009年6月,第95-139頁;呂新雨:〈「台獨」的歷史根源:從「白團」到「台灣幫」──作為中國敘述的「台灣問題」〉,《開放時代》,2016年第6期;汪暉:〈兩岸歷史中的失蹤者──《台共黨人的悲歌》與台灣的歷史記憶〉,載於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頁;強世功:〈大國崛起與文明復興──「文明持久戰」下的台灣問題〉,載於《立法者的法理學》,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63-3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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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殺1千萬人?與希特勒並列4大殺人魔 專家:台灣自嗨又悲哀
2018-02-28 ETtoday新聞雲 記者陳怡伶/採訪報導

今天是228事件71週年,台灣政治家緊咬蔣介石是「第4大殺人魔王」,27年來殺掉1000多萬人一事又被翻出來。對此,研究30年世界歷史的靜宜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黃瑞明接受《ETtoday新聞雲》採訪時表示,台灣政治家意識形態作祟,從未全面性了解歷史,「現在根本沒有人敢引用拉梅爾這本書,全世界也只剩台灣還將『蔣介石比作希特勒』,親綠歷史學家也不敢吭聲,學界悲哀!」
至於蔣介石為何有「殺害1000萬人」說法呢?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教授拉梅爾(R.J. Rummel)在著作《種族滅絕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Genocide)中,列出政權下因種族、政治、宗教、大屠殺死亡的人數,其中將國民黨領導的政府1917到1949年分為4個時期,估算出蔣介石專權下共造成1000萬人身亡。
而此書中還記載1至3名分別為: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總書記史達林1929至1953年,造成4300萬人身亡;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1923年至1976年間,導致3800萬人死亡;德國納粹黨黨魁希特勒1933年至1945年間,造成2100萬人身亡。
而政論節目主持人彭文正2016年在節目上引述拉梅爾著作說,20世紀殺人魔排行榜前3名為史達林、毛澤東、希特勒,第4名就是蔣介石,27年(1921至1948年)來共殺害1000萬人。有了西方學者的加持,讓台灣政治學家更加狂喊:蔣介石是「第4大殺人魔王」,與希特勒一樣可惡。
對此,黃瑞明表示,他猜測這本著作《種族滅絕百科全書》是找助理亂湊資料而成的一本書,整個1990年代也只剩拉梅爾說蔣介石壞話,現在西方學界已沒人敢引用此書,連公認研究蔣介石專家的中國史學家楊天石都不提「殺人魔」一事,「也只有台灣政治家、媒體如獲至寶地把蔣介石講成第4大殺人魔。」
美國資深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1965年離開台灣前有機會親身接觸蔣介石,並在2009年發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一書。黃瑞明說,陶涵起初接觸蔣介石,覺得是一名狂傲、殘暴、魯莽的人;中年研究蔣介石生前寫了57年的日記,發現自己以前的看法錯誤,「他覺得蔣介石是一名相當有見識、膽識的領袖,在自己700多頁巨作裡都不引用拉梅爾的說法,為何台灣政治家還認為『蔣介石第是4大殺人魔』?」
1988年到德國念書的黃瑞明,非常了解當地媒體對蔣介石的報導。黃瑞明表示,他敢保證德國媒體、著作都沒講蔣介石與希特勒一樣壞,「中國也沒有人會把2人放在一起講;全世界只剩台灣人自嗨這樣認為,完全是政治關係亂扯,意識形態下的亂搞說法。」
「不能用今天的標準評斷蔣介石!」黃瑞明表示,在毛澤東叫囂「血洗台灣」的年代,蔣介石當時會丟掉中國,也是身邊很多匪諜的關係,現在卻被說是腐敗,「我不贊成屠殺,但在專制的年代能躲得了殺人嗎?當時沒有英雄站出來,國家就會被滅掉;現在還要幫蔣介石冠上『第4大殺人魔』的稱號,歷史對蔣介石太不公平了。」
蔣介石在台灣提出許多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大興水利、穩定金融、普及教育。黃瑞明認為,蔣介石為台灣做了很多貢獻,在當時6年義務教育的政策下,蔣介石推動9年國民教育,當時預算高達40億,「他可以像前總統陳水扁一樣,把錢拿來當建國基金,或是做其他打算;他卻是大力幫助台灣教育發展,現在歷史學界竟沒有人願意幫他說話,真的是學界悲哀。」

張七郎可憐,但不可敬,甚至應予譴責
2010-04-04 傅雲欽(建國廣場負責人)

在暴虐的統治者的眼中,反抗統治就是叛變作亂,是可恥的。但在受壓迫的被統治者的觀點,反抗統治是抗暴起義,是光榮的。
關於二二八事件,當時的統治者國民黨現在固然有所檢討,但他們只承認鎮壓手段過當,有濫殺「無辜」的情形。基本上,他們不認為台灣人民在抗暴起義。也就是說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如有參與反政府行為的,他們不認為全然無辜。
不過,從台灣人民的觀點,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抗暴起義,慘遭國民黨政府鎮壓的血淚歷史。我們不能只有譴責國民黨政府殘忍鎮壓,而避諱談到台灣人民的英勇抗暴。
台灣人民避諱談到台灣人民的英勇抗暴,或甚至引以為恥,就是附合統治者國民黨政府的立場。這是一種要不得的奴隸心態。
台灣各界紀念二二八事件已經紀念了一、二十年,發言盈庭。關於台灣人民英勇抗暴(戰鬥面)的論述,比較少見,所談的大多是譴責國民黨政府的殘忍鎮壓(悲情面)。記述有反政府的言行(戰鬥面)的受難者的文章,如鳳毛麟角。記述從無反政府的言行(悲情面)的受難者的文章,到處都是。(請參閱拙作「別忽視二二八的戰鬥面」一文)
有些人報導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事跡,都要再三強調受難者從無反政府言行,強調到好像有「如果受難者真有反政府言行就罪有應得,或不值得同情」的意思。可見,台灣各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述,大多還是站在統治者國民黨的觀點,可說奴性難改。
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我們不但不應避諱談到台灣人民的英勇抗暴,反而要宣揚它、歌頌它,並引以為榮。
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中,有的曾有反政府言行,有的則沒有。受難者沒有反政府的言行,而只因得罪小人,被公報私仇嫁禍或純粹被誤殺的情形,屬於單純受難。有反抗政府的言行,因而受難的情形,才是英勇受難。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來看,單純受難者,如同一般民用飛機失事墜毀的罹難乘客,只是值得同情,不值得歌功頌德。英勇受難,如同美國九一一事件中「聯航93」班機的罹難乘客,才值得歌功頌德。
此外,我要進一步指出,對於二二八事件,我們不但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看,而且要站在台灣獨立建國的立場看。站在台灣獨立建國的立場看,有些受難者甚至也和國民黨一樣,應加以譴責,例如張七郎父子。
張七郎父子從未參加二二八事件反政府的活動,只因張七郎被推選為花蓮縣長候選人,威脅到當時花蓮縣長張文成的政治前途,而遭張誣陷,父子三人一同受害。張七郎之妻詹金枝曾於事後的「訴冤狀」中說:「父子忠國死銜冤,天道昭昭自可憐,留得青青公道史,是非千歲在人間。」
如前所述,未參加反政府的活動只是不值得歌功頌德而已,還不必予以譴責。張七郎父子應予譴責的地方是他認賊作父,作台灣歸併中國的幫兇。
儘管很多獨派不承認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歸中國,惟依照人民作主,人民的意思最大的國際法原則,台灣人民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後表達願意歸屬中國的意思,台灣因此歸屬中國。台灣人民於第二次大戰結束後表達願意歸屬中國的意思,由張七郎的經歷可以看出。
張七郎幼年即開始學習漢字、閱讀古書。1900年,他十餘歲時,當時台灣為日本所統治,他曾前往清國廈門學習漢文3年。據李筱峰教授的研究,張七郎一向不穿和服和日式木屐,只穿唐衫或西裝。他與海外的兒子們通信,一概用漢文,如果孩子用日文寫家書,則必挨罵。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張七郎為了迎接新來的「祖國」中國政府,在花蓮籌建一個歡迎的牌樓,對聯寫著:「萬象回春事事須把握現在;一元復始處處要策勵將來」,上款則題「天下為公」、「國為民有」。張七郎遺留下來的習字簿中,有的寫著:「歡喜江山歸依舊,迎來旗幟慶長春」、「放馬桃林示民弗用,有漢社稷新數中興」、「四百餘里鯤身已去復返,五十一年婢僕垂死重生」、「治世三民無慚國父,共和五族一樣弟兄」等對「祖國」孺慕之情的對聯。可見張七郎滿腦認賊作父的大中國思想,不知台灣獨立建國為何物。
1946年3月,張七郎當選為花蓮縣參議員,並被推選為議長。同年10月,被選為制憲國大代表,赴中國南京參加制憲會議。誰說「中華民國」憲法是外來憲法,與台灣無關?誰說台灣人民沒有歸屬中國的意思?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如果台灣人民能像韓國人民一樣獨立建國,或像1895年的台灣人反抗日本的接收一樣,反抗中國的接收(指建省,不是指受降),那台灣人民當然沒有歸屬中國的意思。但台灣人民在張七郎這種士紳的帶領下,歡迎中國接收,並參與台灣的省政及中國的憲政,說台灣人民沒有歸屬中國的意思,顯屬狡辯。如果台灣歸屬中國是錯的,那張七郎不是讓台灣與中國「送作堆」的幫兇嗎?
總之,站在維護人權,譴責國民黨暴政的立場,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都很悽慘,令人一掬同情之淚。但站在台灣獨立建國的立場,像張七郎父子這種認賊作父,作台灣歸併中國的幫兇的受難者,並不可敬,甚至要加以譴責。其受難,說難聽一點是咎尤自取。
張七郎的倖存的兒子張依仁說,他一輩子都不會原諒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倒才會感到安慰。這也是反國民黨意識而已,不是台獨意識。張七郎的孫子張安滿曾帶著他的孫女向也是國民黨主席的總管馬英九獻花,現在辯解說,他過去歡迎馬英九來訪,不代表他認同國民黨,只是馬跟他聯繫,他無法拒絕,就像國民黨中央要展覽張家史料,他也沒有拒絕之理。這連反國民黨意識都談不上,遑論台獨意識。台灣人民的奴性,不但從張七郎可見,從其後代也可見。
有些獨派不分青紅皂白,把遭國民黨政府迫害的人,包括如張七郎之流的人,都當作英雄,當作「台灣神」來拜,可說糊里糊塗。這些人和張七郎的兒子張依仁一樣,只有反國民黨、藍綠對抗的心態,根本不知道台灣獨立建國是什麼!

●2014.03.01 後記
總管馬英九昨天228紀念日又到花連受難者張七郎父子三人墳前獻花致意。張七郎孫子張安滿表照樣接待,但痛批國民黨對二二八的「官逼民反」的說法。他說,政府將二二八殘殺台灣同胞的事件定調為「官逼民反」,讓受難遺屬感到扭曲,也為先人感到屈辱,因為從所有受害者的口述歷史及政府文獻中,這些犧牲者都沒有反政府的舉止,竟在一夕之間被政府派兵殺害云云。
張安滿不同意「官逼民反」的說法,其真意不是說「官沒逼」或「民沒反」,而是說「官逼,但受難者都沒有反」。事實上,受難者不是都沒有反,有些還是有反。張安滿何必代其他受難者講話?他只說「官逼,但張七郎父子三人沒有反」就好。
在「官逼民反」的情況下,張安滿強調,張七郎父子三人沒有反,純粹無辜受害。簡直是說,「在官逼之下民反」是不對的,張七郎父子三人是順民、不會幹這種事。唉!這種順民的心態實在令人厭惡。

民進黨的支持者真好騙,只要民進黨說什麼他們就信什麼。即使證據顯示民進黨的說詞全錯,他們還是會信這種說詞,因為他們自稱是要「鞏固本土政權」嘛!

肚子扁扁挺阿扁,身無分文挺英文,縱觀綠蠅的執政模式,不難看出他們理想中的國家就是北韓。

✨✨ 墳頭鬼唱歌、滿紙荒唐言的台獨二二八 ✨✨

由於日本在二戰初期為了要台灣人送死當砲灰,於是開始積極推廣台獨所謂的「普及國民教育的的德政」,如火如荼地推行皇民化,對新生代灌輸崇日鄙華的思想,到了台灣光復時使得台灣老中青三代人竟然有著不同的民族認同。

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當時台灣青少年感到極度的仰慕和嚮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很多青年是如癡如狂地熱衷「皇民煉成」。著名的皇民小說《道》,以身上所流的中國血液為奇恥大辱,至死要修煉成一個完全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就是個中的典型。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慶幸回歸故國,和中年人處於「亞細亞孤兒」的胡太明心態,心靈徬徨無主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欣喜歡慶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大都充滿了對日本戰敗的憂傷,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可以說這些青年是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他們心醉神迷的「日本夢」是一直沒醒過來的,光復後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話只對一半,他並沒有看出年輕一代,尤其受過較高教育的人已經徹底皇民化了,像吳濁流這樣誤察誤判的人是非常多的。現在經過長久的時日隔閡,對皇民化的瞭解更加霧裡看花,瞎子摸象各執一說,使得二二八的真相爭議不休,成為「始終未解的歷史迷團」。

中共與台獨都把台灣人熱情到了沸點,歡騰慶祝光復看作所有台灣人的全體愛國表現,因此二二八是「官逼民反」的抗暴鬼話,就合理化、真實化了。台獨更是墳頭鬼唱歌、滿紙荒唐言,惡意炒作仇恨無所不用其極,形容二二八是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台灣是天使赤子,中國是惡魔王國,把死亡人數極大化,二二八就是屠殺無辜的「南京大屠殺」「納粹的猶太大屠殺」了。

但是仔細詳查當時的經濟因素,就可發現民生凋敝絕非陳儀之過,陳儀只是接受了無米之炊的爛攤子,而且民不聊生、天怒人怨是遠遠過甚其詞。相反地陳儀還是勤政愛民的好官,政府基本上也算清廉,二二八之前陳儀還拍胸脯向蔣介石保證,把駐台軍隊調離台灣絕不會出事。二二八變生肘腋,如晴天霹靂突然發生,何以事前毫無民變的跡象?

就算,即使,由於陳儀統治上有錯失的客觀條件,二二八或許仍然會發生,但是二二八會演成仇華反華的暴亂,原因就是青年的皇民化。

笑談愚蠢的台灣人!
2018-04-22 Liwen Hsiao@facebook

國共戰爭造成兩岸分治數十年。首先開放跨界的中華民國政府,許多人民遠赴大陸展開旅遊、探親之旅,人潮猶如錢潮,帶來大陸經濟無限商機。本國男士帶去對岸不只是新台幣,當然也讓大陸社會產生不少嫖娼問題。
隨著大陸政治依舊、經濟開放政策的效益彰顯,如今大陸許多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線重點城市物價早已凌駕我國目前台北、高雄的物價標準。新興大樓林立、路上車輛激增,儼然是大陸目前的現況,雖然此刻貧富差距仍然非常嚴重,每個城市規劃卻能井然有序。反觀我國經濟、建設發展,又是如何?大陸人民前來的旅遊熱門景點是慈湖,國共戰爭歷史可敬對手的長眠之處;對於他們來說,台北市容是殘破不堪,遠不如大陸發展中的三線城市。
自從創造經濟奇蹟的蔣經國先生離世、李登輝接管執政大權之日開始算起,長達十二年的鎖國政策讓本國脫離時代潮流,歷經多次政黨輪替也沒重返昔日的榮耀,民粹政治只是造成社會更加紊亂和對立。廣大人民的生活只需要經濟穩定,而不是極度扭曲、擴張的民粹制度。曾經讓國人感到驕傲的亞洲四小龍之首,此時國情實力變成只配和印尼、菲律賓匹配的程度。
事實勝於雄辯。1986年民進黨正式創立以來,迄今已過數十年,到底這段漫長的歲月給予這個國家帶來幸福、還是不可抹滅的災難?民進黨總是強調的民主、法治社會,台獨黨綱追求獨立建國的目標,哪一樣在這些歲月中真正落實、達成?答案很悲哀,是全部沒有。民進黨無論在野時期、執政時代都未曾推動半點獨立建國,台獨黨綱只不過淪為詐騙集團的工具。
民主並不等於民粹,民主是遵守法治規範之下。曾幾何時,民進黨變成民粹暴力黨,國會慣用暴力、對立的政治作秀方式,衍生出各地街頭上演的不理性抗爭。目前本國何來的法治社會?是非對錯都能扭曲成冠冕堂皇的轉型正義,州官可以放火,卻不許百姓點燈?
每個本國人民可以手持中華民國護照遊遍全世界,虛無飄渺的台灣國護照卻只是寸步難行,還需要假掰、強調台灣才是獨立自主的國家嗎?具備基本智商的人民都知道一個島嶼名不代表國家名,除非本身智商障礙已無分辨能力。
那些政治操作自詡台灣人的台籍皇民子孫,無論眼光、身分、姿態都是日據時代荼毒人民的皇軍走狗;台灣光復代表他們喪失日本皇軍給予的福祉,這些既得利益者痛恨中華民國政府的心態更是清晰可見。今日許多新生代受皇民教育蠱惑而迷失,不認同中華民國,卻相信台灣國能夠誕生?如果中華民國依然存在如此多的蠢蛋,那麼國家滅亡之路也不意外。

覺青受挫 「台獨吉娃娃」出籠
2019-01-03 《多維TW》月刊038期 呂婉君

台灣九合一選舉大局落定,「看頭」反而比選前更多。除了民進黨慘敗引發一連串民進黨逼宮、卡位的政治宮廷劇以外,更吸睛的,是事前被認為政治性極高的「東奧正名」公投,結果不如預期:有577萬人反對以「台灣」(Taiwan)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運動賽事及2020年東京奧運。而PTT屢次熱烈討論「東奧正名」,因為熱烈討論,也衍生了「台獨吉娃娃」的新鮮名詞。
公投前,多數人認為「東奧正名」公投一定可以通過。因為在國際賽事中,台灣運動員不能用「台灣」名義出賽,僅能用「中華台北」,一直被認為是台灣體育迷心中無法言喻的「痛」。國歌不能唱、國旗不能揮舞,滿腔運動與國族熱情無法適當發洩,故有此議論。對那些想以台灣為名獨立建國又大喊「台灣加油」的運動迷來說,東奧正名可能會是多數台灣人心裏的「最大公約數」。因此在公投前,獨派陣營勢在必得。
然令人玩味的是,選前5場公投意見發表會皆無人擔任反方代表的東奧正名公投,走進匿名的圈選處,竟然出現了577萬票反對票,比同意以台灣為名的476萬票還多了百萬票。結果是東奧正名被否決,中華台北繼續留校察看。
公投結果出爐後,PTT一片哀號,「覺醒青年」(俗稱覺青)心碎崩潰。他們認為,既然多數人不同意台灣,那便自稱「中國台北」,不斷地以中國台灣、中國台中、中國高雄等字眼瘋狂洗版。數日後,開始有民眾發文《覺醒青年鬧夠了沒?》,引起龐大回響,批評這群比覺醒青年更瘋狂的台獨分子為「台獨吉娃娃」。

覺青的誕生

PTT是台灣中青生代(約20歲至40歲)最具代表性的論壇。2014年太陽花學運風起雲湧時,PTT更是民眾傳遞消息、互通有無的重要論壇。當時在立法院裏抗爭的學生藉著PTT,能夠即時地將場內的消息帶到場外,讓越來越多聲援學生的人群集結立法院外。最後,佔領立法院運動被定調為太陽花學運,PTT也稱呼那群反對黑箱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學生為「覺醒青年」。
覺醒青年,原先是意指在社會傾中主流下,膽敢站出來對抗馬政府,無懼警力衝進立法院的英勇青年。他們在2016年高舉「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旗幟,努力宣傳選票集中投民進黨,成功將蔡英文拱上總統寶座,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為台灣政治寫下新歷史。然而2016年總統大選一役後,台灣的發展卻並非如覺醒青年預想的「新氣象」。
「萬眾期待」的民進黨上台後,開始了一連串的「改革」。除了推動《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追殺國民黨外,民進黨「超乎期待」大砍法定七天假,「修惡一例一休」,華麗地從疼惜勞工轉身成照顧資方的「資進黨」。當初支持民進黨的「覺醒青年」一詞,也因為民進黨政策與價值反覆而就此崩毀。失去信仰的覺醒青年,從此被PTT嘲諷為只會「為反而反」的負面詞。

進化版覺青:台獨吉娃娃

東奧正名公投失敗後,由於無法接受多數人皆不同意以台灣之名出賽,覺醒青年不斷自稱中國台北。讓PTT又出現另一股厭煩覺醒青年的反撲力量,反撲力量「正名」亂版的人比覺醒青年更覺青、更台獨,並就吉娃娃神經質、愛吠、戰力弱的特性,描繪這群「堅決台獨」卻「無所事事」的激進台獨分子為覺醒青年進化版的「台獨吉娃娃」。
首先,是吉娃娃的神經質。吉娃娃不像黃金獵犬性情溫和,容易因為外在的聲響引發神經質一面。支持台獨的人,只要看到有台灣人向陸方伸出橄欖枝,立刻神經發作,質疑其「賣台」。例如台北市長柯文哲說句「兩岸一家親」,就被認為是附和中國大陸對台統戰的語言,招致各方批判。連太陽花領導人林飛帆都就此事投書批評,柯文哲此言像是「過去的國民黨投胎轉世」,將會讓台北成為北京滲透台灣政治的開端。
再來,除了神經質以外,吉娃娃也很愛吠。信仰「台獨」的人自認是台灣主權的守護者,為了台灣,要對任何沾了陸方色彩的人「擴大檢查」。台灣開放陸資,就說大陸要用資金統戰台灣。台灣開放陸生入學,就說對方是職業學生。因為信念比較深,所以台獨吉娃娃常在PTT討論串裏大鳴大放。他們越在網路大聲疾呼「台獨」時,就越讓支持兩岸和平的人噤語,形成了「沉默螺旋」。因此PTT也逐漸從原來兼容並蓄的民間論壇,變成台獨吉娃娃的奔馳場。
最後,是讓狼犬變成吉娃娃的最重要一點——戰力弱。台獨派可以是台獨獒犬、也可以是台獨狼犬,但是為何民意最後送它一個「吉娃娃」之名?獨自走在黑夜裏,不斷有看不見的怒犬號叫,實在令人膽寒;然而一旦大燈亮起,發現原來想像中的大狗只不過是一隻虛張聲勢的吉娃娃,又令人發噱。於是,有人以「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為台獨吉娃娃做出最佳註解。
台獨吉娃娃雖能在網路上綱舉目張、振筆疾書,批評火力十足;但在台灣遭遇中共打擊、台中東亞青年運動會遭取消時又愛莫能助,提不出好方案,實際建設性近於零。又如太陽花運動拒絕了馬英九版本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成功讓服貿退回立法院,卻也讓該協定擱置至今。而當時力推服貿的馬英九則痛批:「他們自以為是愛台灣,但害死台灣了。」
賴清德自從接下行政院長一職後,就以「務實台獨工作者」自居。柯文哲回應林飛帆對兩岸一家親的批評時,也特別強調自己是以「務實」的態度處理該面對的問題。有人自稱「務實」,就代表有人趨向「瘋狂」。很顯然,瘋狂的是不顧國際現實,硬是要讓體育挾帶上台獨「糖衣」,想強渡關山的台獨吉娃娃。公投前志得意滿的台獨派,原以為可以搶一個獨的「名」,沒想到被全台577萬人以52.3%過半數否決;讓台獨從驍勇善戰的「狼犬」被打回原形,變成只是吠而無力的「吉娃娃」。就結果來看,可看出多數台灣人還是秉持「務實」的想法。
畢竟在中國崛起下,PTT不只政治版出現中國大陸,生活話題裏也總是充斥著中國大陸:青年在赴陸工作版上討論上海工作,網路購物版教人如何淘寶集運,大陸影劇版裏討論愛奇藝最新陸劇上映。PTT一手教人買淘寶,又一手「拒陸、懼陸」,不免讓人精神錯亂。從PTT流行的「台獨吉娃娃」一詞,反映出台灣已經有人厭倦了「逢陸必反」卻毫無建樹的台獨招式。現今兩岸經貿緊密,台獨派若還將中國大陸當作敵人,還須想出合適的新論述;否則,無論在台灣還是中國大陸,終將被當成吉娃娃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