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城市游擊】系列評論:編按

2018/06/07
新國際編輯
苦勞網記者
苦勞網記者

三一八運動後,在「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下,除了新興的小黨政治勢力冒出頭,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吸納了社會不滿的力量後,在地方與中央選舉取得了多數的席次,成功地推倒國民黨,全面執政。然而,台灣並沒有因此「變好」,相反地,民進黨在兩度修惡《勞基法》的過程中,毫無顧忌地暴露了其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本質。

總統蔡英文選前曾承諾落實週休二日,但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卻延續國民黨執政時的提議,附帶了「砍七天假」的條款作為縮短工時、推動「一例一休」的配套。2017年11月,行政院再度通過《勞基法》修正草案,內容包括休息日加班費改採核實計算、每月加班上限提高至54小時、輪班間隔縮短為8小時、鬆綁「7天應有1例假」規定等,號稱要修正「一例一休」的問題,實則進一步修惡《勞基法》,將勞工推向更加過勞的處境。2018年1月,民進黨不顧勞工的反對,強行在立法院三讀通過這套「過勞版」《勞基法》,並於3月1日正式上路。

為了反對民進黨政府修惡《勞基法》,2017年12月23日,全台工會曾號召萬人走上台北街頭遊行,並突襲佔領行政院前路口兩小時,在一波衝撞行政院的行動後,遊行指揮系統於晚間6點宣布當日抗爭行動結束。然而,部分工會和參與群眾不滿抗議就此結束,紛紛就地坐下持續佔領政院前路口。直到9點,警方準備驅離現場群眾,數百名群眾於是從忠孝西路口往台北車站前進,展開路線未知、隨機應變的「城市游擊」,在台北車站和西門町一帶的道路遊竄,沿途佔據車道與路口,造成交通大亂,最後一批群眾在凌晨時分被警方圍困於台北車站,並全數遭到清場。

1223當天,不願散去的群眾在台北街頭展開「路線未知的遊行」。(攝影:王顥中)

一些社會學者與評論者,稱頌當晚城市游擊是新的運動形式,認為這代表了「公民自發、無政府的青年學生新興運動」取代了「工會、左翼的傳統組織動員」。但事實上,當天在現場的人都可輕易發現,自指揮系統宣布撤場、群眾持續佔領行政院前路口以來,就有非遊行指揮系統的工會青年幹部,帶領群眾坐下、呼口號,或展開短講、進行討論,隨後當群眾開始遊竄台北街頭時,這些工會青年也很大程度上引領著人流的路線。這都顯示當晚的「城市游擊」雖然並非傳統的組織動員模式,但工會組織仍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注意到,在當晚的游擊行動中,除了傳統的工會組織外,也有主張台獨的政黨和青年團體、反課綱運動的學生、大學學生會組織、新興的「過勞功德會」以及自發的散眾等參與,這些群眾或來自不同的政治勢力,或存在運動路線的歧異,也讓這次行動的性質顯得更為複雜,而難以用「青年運動」一筆概括。

《新國際》與《苦勞網》自2016年12月起,每個月針對當前台灣與國際社會面對的議題舉辦「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希望在長期親美反共的台灣社會,帶來社會主義的思想視野。針對1223的城市游擊行動與論述,「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在2018年1月27日,借台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舉辦了「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論壇,重新回顧這次抗爭的經驗並理解其性質。這也是此專題的緣起。

該論壇邀請了四位青年工運行動者、也是當日行動參與者蘇子軒、李容渝、楊子敬、謝毅弘,分享他們組織串連的歷程與當日的觀察,包括:如何解釋遊行後續佔領與當晚城市游擊的性質?在當天遊行、衝撞、佔領、游擊下,工會組織者與群眾形成什麼樣的關係?青年工會幹部與工會組織和尤其是青年參與者的關係又是什麼、如何串聯?當晚發生的城市游擊,和1223遊行前後出現的各種「文化干擾」行動是否有內在的關聯?這種游擊式的政治行動,能開啟什麼樣的想像空間,又存在什麼問題?他們的發言與後續的反思,構成了本專題內容的第一個部分。

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探索當前台灣工運的處境,以及工運和1223運動的關係。所以本專題也邀請了林柏儀、陳柏謙、徐文路等長期投入工會運動的組織者,就他們的觀察與經驗作為對照。林柏儀與陳柏謙說明了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在當日的行動位置、對於街頭游擊行動的觀察,以及思考工會組織如何能透過激進的抗爭邁向階級鬥爭。徐文路則提供了政治形式的初步觀察,並將問題拉到在當前處境下工運如何政治化的思考。論壇主持人張宗坤是《苦勞網》特約記者,也是青年工運的行動者,其文也回應了四位與談者的內容,並思考了工運與青年/學運在行動上的連結。這是本專題的第二個部分。

在《勞基法》修惡版上路後三個月、左翼積極發起勞權公投反制、並組織政黨進行串連的今天,希望這次專題的內容,能對工運和青年學生未來該朝向什麼樣的運動路線,留下一些記錄與思考的方向。

(本專題文章將收錄於《人間思想》第18期,2018年12月出版。)

事件分類: 
責任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