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3城市游擊】系列評論二
1223勞基法遊行之反省與課題

1223遊行過後，有論者主張，當晚的街頭游擊是青年的自主集結，並以「青年登場，工會退位」總括之。然而事實誠然如此？本文將從1223遊行後的視角出發，談論為何游擊會發生，而以甚麼形式發生？進而從參與者的觀點，指出游擊當下及事後詮釋的問題，並回顧1223遊行中，工會與群眾及工會與學生團體間的關係，試圖描繪事後的自我反省與待省思之課題。

「五、六百名現場不願撤離的抗議者持續佔領。警方在九點驅離群眾，青年抗議者開始化整為零，在台北車站、西門町、捷運中山站等鬧區街頭癱瘓交通，一場都市游擊戰正式展開。」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以承繼於太陽花運動後的青年世代取代了傳統工會的自主集結詮釋了發生於去年（2017）12月23日晚上的拒絕《勞基法》修惡游擊行動。一個行動的發生皆會有其相應的歷史與組織脈絡，1223的遊擊亦同，但是，游擊的發生真的只是因為青年基於「世代」的不滿情緒，而自主地於那晚的中山南路集結而成，抑或是游擊的發生係基於青年組織者間既往投入工人運動之連帶，而在散場後組織而成則不無疑問。

當天集結的模式及對自主性動員的回應

衡諸遊行解散後的組織模式，在交織了些許的憤怒及焦慮的氛圍下，「青年串聯」的部分社團迅速地透過群組的聯繫將彼此集結討論散場後該如何應對。然而，這時在靠近忠孝西路天橋一端的路口，優勢警力卻開始放車子進入，尚來不及討論出應對決策，在場部分群眾就直接擋住入口坐了下來。從而，「青年串聯」的部分社團與醫師工會的成員則與留下在現場的工會組織者迅速交換意見後，從獨派團體借了撐場的器材並組織了臨時的決策圈並簡略的分工，將當時處於破碎的現場某種程度上的再統合。

前述所提的「決策圈」的組成係自前年七天假工時抗爭以來，由異議性社團及學生勞團集合的「青年串聯」為主，並同時加入現場包括醫師工會及獨派社團的夥伴。而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重新的再以另一種形式集結，主要可從兩個方面切入，亦即，過往各社團間的議題連帶以及個人間私領域的既有連帶。前者正如同前面篇幅所提及的青年串聯各社團間自七天假以來的合作模式，使得彼此之間對於在議題上如何合作，以及彼此間的溝通上皆有一定程度上的默契，而這個默契的存在，也使得各社團間能在第一時間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溝通並集結；而後者則在前者的基礎上，透過各社團內的個人的人際網絡，在散場而無指揮的當下，讓在場的團體間的訊息能相互的傳達，而不致使混亂不知所措，並且擴大決策圈關於分工以及後續行動的參與。

究竟是散眾青年自主且自發性的取代了「工會」而催生出了後續的佔場游擊行動，或是青年團體間存在著既有的議題脈絡而再次將現場集結的問題，若依再集結的因果順序切入，顯而易見的，去脈絡化的散眾自主動員僅會存活在想像中。在散場後的集結，很顯然的是以各個社團透過既有「青年串聯」的聯繫以及現場組織間的人脈網絡，才有可能在當下即時的去對現狀做出回應並且建立合作的可能；同時地比起部分學者所宣稱的這樣的青年力量係承繼於太陽花世代後對於世代正義的追尋，在這樣的組織關係所導致的集結下，也顯得與事實顯有出入。這樣的一股青年的力量，毋寧是說自前年以來工時條件不斷的惡化以及近年來青年貧窮化的現象也未見消退的背景下，從學生團體間乃至於青年世代對於自身階級處境的理解，而有意識的將矛盾指向當權的政黨以及資本家的「自為」過程。也因此，基於這樣的意識以及青年團體間既有的合作關係及組織連帶，才使得在散場後，破碎的現場能在某種程度上再組織並且衍生為後續的整個夜晚的行動。

未明的路線分岐

雖從整體面而言，我們得以透過組織間的關係去梳理出集結所形成的背景，然而，不管自參與的群體抑或是從較微觀的角度切入組織間的關係，1223當天的組成，毫無疑問的充滿了異質性。也就是說，儘管從整體形式而言，因為特定時空下所匯聚的動能，可以觀察到的是一個組織間的分工與群眾的游擊行動，而就行動背後組織的實質內涵而言，則充斥著未明的路線上可能的分歧。具體而言，例如青年串聯的各社團既往的互動模式上皆為議題上工作面的合作，而未涉及大方向的關於運動路線的想像或是對於左翼政治的想像；又或如獨派團體與各個學生社團間或是工會間關於政治路線上可能存有的差異。

而這些差異的存在，也具體的凸顯在1223整晚的過程中或對於運動的詮釋中，諸如游擊行動的發想，路線的選定，退場的機制等等的決策上，或是警察暴力究竟是中華民國的問題抑或是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本質的認識上。而這些路線上隱含的差異存在，存在著更深刻的問題，亦即雖然各個團體間在面對議題的當前，因為議題與訴求的本身得以有效的找出共識並集結，但在《勞基法》修惡過後呢？各個團體間是否有更進一步合作的基礎以及如何合作，或是我們如何看待《勞基法》修惡在台灣當前歷史發展上的位置，這都會緊緊地牽涉到政治路線的問題，而這樣的政治路線問題又是緊緊的繫著當前台灣工人運動的發展。然而在《勞基法》修惡後的至今，這樣潛在的問題似乎也尚未得到充分的討論或是回應。

遊行的餘緒與檢討

關於整場游擊的調性，有論者或許會認為說這是一場成功的積極的自主行動，或是認為說這是一場有縝密規劃的交通干擾。然而，誠如當天散場後所發生的，青年組織的再集結係因為當天令人挫敗的散場與潰散的指揮系統，而因此後續的行動在整場運動在承接著散場的脈絡下看來，也只能說是占領行動失敗後的混亂與餘緒，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回應，「成功」與「積極」的形象並非忠於現實的描述，無法也無須再度複製。

而一場運動的挫敗，不應單只是憤怒與失落而已，而必須去討論何以導致當天散場的狀況，以作為工會往後鬥爭的殷鑑。除了工會間本身可能既有的矛盾之外，則可以再從兩個面向討論，亦即工會與非工會動員的散眾的關係，以及工會與外圍青年團體的關係。

就前者論，相較於過往工運主要以工會由上自下的動員以及參與者多為工會會員及組織者的模式，1223當日的遊行，乘著民進黨上台以來工時防線不斷修惡的浪頭，出現了許多非工運組織脈絡下的群眾，也就是所謂的「散戶」。而就遊行過程中的指揮以及撐場，皆仍停留於過往較為單一化的模式，而未對「散戶」如何參與以及如何使其留在現場有縝密的沙盤推演；而關於佔場決策的處理也略顯粗糙，把原先已計畫好的佔場以突發狀況的形式中斷遊行，對於許多甫上街頭的群眾而言，難免有不知其為何所以然的疑惑。再加上無法有效地凝聚現場的氛圍，導致傍晚時人潮漸散的情形，而在與群眾間的溝通不順暢的情況下，留下令人錯愕的散場。

後者而言，儘管在近年來，在大小不一的工人鬥爭中，可以看到的是，學生社團與工會之間就議題上的連結愈趨緊密，然而在具體的合作上卻似非如此緊密。作為「青年串聯」各社團的成員之一，在遊行過程中，對於現場資訊的流通實備感困惑。資訊的傳遞往往是零碎的透過個人帶給在場的學生團體，而未在決策的形成面上，建立一個有效的流通平台，使得外圍的青年社團可以與決策小組交換意見與協助整場的行動。進而導致散場決策時的高度混亂。

從而，依據上述面向，1223遊行所留下來的問題，一者是當天的狀況凸顯出來的是在傳統的動員模式下，對於外圍團體資訊上的不對稱問題，以及在陳抗現場青年團體與工會間的合作關係究竟為何，以及相較於同運或環運在處理高度異質性的大遊行的經驗，很顯然的工運關於此方面的處理尚未成熟，如我們追求的是台灣的工人力量及工會的組織率在未來的壯大，從這次遊行的經驗出發，如何面對具有異質性的群眾與建立有效的合作關係，則成為了一個嚴峻待論辯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