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這系列文章源自苦勞網和新國際今年1月舉辦的論壇「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前四篇文章為青年工運行動者、也是1223行動參與者李容渝、楊子敬、謝毅弘、蘇子軒所撰寫,他們的觀察與後續的反思,構成了本專題內容的第一個部分。後三篇文章則為張宗坤、林柏儀、陳柏謙、徐文路的回應,進一步探索了當前台灣工運的處境,以及工運和1223運動的關係。
本專題亦將刊登於《人間思想》第18期(2018年12月出版)。
2016年民進黨全面執政後,以《勞基法》為抗爭標的的兩波「工時鬥爭」,一直是台灣工人運動的核心議題。為了因應《勞基法》的第二次修惡,工運界在2017年的年底發動了數波規模壯大的抗爭,其中又以12月23日的「街頭游擊」行動吸引到最多工會、散眾和青年的參與。從媒體效應與參與人數來看,12月23日稱得上是第二波《勞基法》抗爭最激烈的頂點。
然而,作為抗爭高峰的游擊行動,實際上並未經過事前的計畫,而是非常偶然且需要特定具體條件的組合。如此成效斐然的巧合,引發了社運圈內外的各種反思。為了更深入地分析這場行動的象徵意義與後續效應,苦勞網和新國際在2018年1月27日舉辦了「從1223城市游擊看工會組織與青年運動」的論壇,我們邀請了四位在行動中發揮一定作用的工運青年──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軒參與討論。
在我讀完他們所組織的文章後,幾乎全部接受並肯定他們的觀點。以下的文字與其說是我要回應或評論他們,不如說是整理並試圖解開我自己的困惑,頂多充作這組文章的補充。
拆穿「散戶自主」的假象
在進到我的論點以前,我想先再整理一下他們四位的觀點。他們各別從不同的切點出發,但共同的書寫目標,在於反對台大社會系教授何明修〈青年登場、工會退位──台灣階級政治的世代轉向〉一文的看法。
何明修認為,12月23日游擊行動的特色在於採用小規模、無組織的「智慧群眾」(smart nob)抗爭手段;相對於過去以工會為主體的工運抗爭,之所以這次的抗爭以青年行動者為主,有三個原因:一、從經濟面向來說,2000年後台灣經濟成長趨緩,二、從工會運動來說,2010年《工會法》修正後,「大幅放寬了籌組的限制,工會又重新與勞工抗爭連結在一起」,三、從青年意識來說,帶有「世代意識」而非「階級意識」的年輕勞動者的參與。
他們四位的文章努力不懈地試圖扭轉何明修「智慧群眾」的概念。容渝對12月23日當天的決策過程、行動細節,以及行動者的群像作出非常完整的描述,這些實際證據恰好戳中了學者自遠處觀察的死穴。她提到,支撐起游擊行動的是既有的青年工運網絡,而非未曾參與過社運的「自主散戶」。
子敬則認為,正因為有社運網絡的存在,才能在工會決定下午的佔領忠孝中山路口行動散場時,立刻再集結形成新的決策圈,並對後續行動起到引導作用。子敬指出,社運網絡是由「議題連帶」和「私人連帶」所構成,也就是說,是因為過去行動中的相挺和社運行動者間的交往所交織而成。
毅弘的文章正對社運網絡的形塑作出了詳盡的歷史剖析。毅弘說明,若是沒有第一波《勞基法》抗爭所形成的「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聯」,並再加上青年團體與工會團體的合作關係,那麼城市游擊將不可能會發生。
如果說,容渝、子敬、毅弘描述了游擊之前的事與當下的事,那麼,子軒想要討論的則是游擊之後該怎麼辦。他在文章中指出,在這幾波《勞基法》的抗爭中,逐漸形成了一條「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這條戰線「所要對抗和超越的」是八零年代後主導了學運的「公民論述」。
透過澄清「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的內涵,子軒認為青年/學生將能夠「看見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反對目標,更能釐清「青年/學生與工會之間應該是什麼合作關係」。子軒除了透過區別出「青年/學生勞動者戰線」來解決工會和青年之間的矛盾關係外,對於「青年串聯」該怎麼走下去,他認為「反資本主義的階級運動」應該是未來行動的團結基礎。
總之,這一組文章串得非常漂亮。他們不拘泥於12月23日,不但釐清了青年工運網絡的前世今生,試圖化解青年組織與工會團體之間的矛盾關係,更對運動該往何處去有了理論層次的見解。對於何明修「智慧群眾」、「散眾自主」的說法,他們四位的文章已經完整地作出回答。然而,我認為關於經濟面向、工會運動和青年意識的討論,還有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地方。
客觀條件決定青年意識,反之不然
勞動力市場與青年薪資的普遍惡化,已是近來商界、學界、政界都不得不正視的重大社會議題。然而,這種現象應該要如何解釋?能否透過政府的經濟發展或勞動市場政策而得到紓解?我們仍未看到具說服力的研究成果。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2000年後勞動條件的持續惡化,青年勞動者確實產生了階級意識。這種階級意識是因為隨著世代推移而改變的社會環境所孕育出來的。換言之,並不是因為我們出生在二十一世紀,也不是因為二十一世紀本來就那麼糟糕,所以青年就自然而然地挺身而出。
就算沒有組織、沒有抗爭經驗,青年面對著殘酷的現實,早已燃起反抗的火苗。例如,在網路留言版上,我們偶爾可以發現有學生或青年受雇主惡待而被資遣、離職,但他們卻主動要求調解或勞檢,而不只是摸摸鼻子走人;對於勞工團體的抗爭,也從關廠工人臥軌時的「叫火車快點輾過去」,轉變為華航罷工時的廣泛支持;而近年來兼任助理、青年打工族等議題的壯大,似乎也在證明「工學聯合」的抗爭路線已然成形。
說得再清楚一些,不是因為九零年代出生的學生天生叛逆,而是因為台灣經濟消沉,導致原生家庭無力支撐青年的就學與生活費用,學生打工族才會增加,議題的熱度與參與者人數也才會提高。根據主計總處統計,對24歲以下的部分工時勞工來說,自1979到2000年間,其比例成長了2.38倍;2008年到2016年間,比例也增加了1.23倍1。
我們不該看到學生打工族團結起來、發動勞資鬥爭,就認為這是因為當代青年腦袋比前幾代清楚,才選擇反抗。應該要追問的是:為什麼經濟環境變得如此惡劣?青年們面對的處境到底有多艱難?為什麼家庭無法再挹注給孩子學費?為什麼學費年年調高?這些才是青年們產生勞動意識的真實背景,也是社會科學研究者與抗爭者最應該研究的問題。
自主工運和學運無關?
何明修還設定了更多表面上對立但實際上可以兼容並存的範疇,例如激進的新興工會與保守的傳統工會、全產總與「獨立」工會等等。他輕描淡寫地帶過民進黨與全產總的合謀關係,也沒有解釋全產總是否有形成新的「威權統合主義」代言人的嫌疑。何明修在文章中多處暗示,工運曾在2000年後短暫消沉,而學運與自主工運是直到2010年之後才有關係。例如,他認為台灣年輕人對經濟的不滿早已存在,但「在這次《勞基法》修惡之前,他們沒有獲得適當的宣洩時機」;他也在另一處提到,2010年後《工會法》的大幅度修正,鬆綁了組織工會的門檻,才使「工會又重新與勞工抗爭連結再一起」。
然而,這些說法根本與事實相左,因為台灣的學運與工運一向都存在著人才外溢與鬥陣相挺的關係。在1989年野百合學運結束後,有不少當時「民學聯」系統的學運份子就轉入了基層工會或其他社運組織,繼續從事組織工作,也有些學運份子後來在學院任職,繼續教育新一代的學運青年;再者,2006年左右由台大、政大等學運團體組成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也曾打過基本工資等勞工議題,2006至2010年絕非青年勞動者的抗爭真空。另外,台大工會之所以得以成立,並不是因為2010年《工會法》修正的結果,而是起自2010年台大研究生學會對校內兼任助理勞動權益進行的調查,而這又是因為學生們在高等教育市場化的事實下,選擇主動出擊的緣故。
總結來看,何明修試圖一刀切開學運跟工運,又把世代意識從階級意識中分離出來,這樣的看法就是把今日的學生與未來的勞動者看成兩種平行的身份,卻沒有看到經濟條件如何迫使青年在就學期間不得不成為勞動者。
請行動者多多提問
說到這裡,我們也該告別社運觀察家的罐頭文章了。社運觀察家與社運行動者的眼光是不一樣的,前者的批評意不在改變社運本身,而是把社運研究當成知識生產的工廠在經營,至於這間工廠生產的商品與社運本身有什麼關係、對社運會不會有良性的影響,那並不重要。社運不過是知識生產線的原料,而社運研究只是兜售給出版社或海外知識社群的知識商品而已。倘若我們對社會運動有著更明亮的期許,那就非得靠著最深切的自我反省才能達成。
作為局內人的社運行動者,他們提出批判期許乃是為社運指出方向,批判的出發點則是希望社運越來越好。我相信這正是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軒書寫的動力。如果自居觀察者的社運研究者試圖把社運研究轉化為知識商品,那麼局內人的「社運研究」就必須是反向的過程——我們要解讀並重新轉譯知識商品,務求以簡要但不簡化的語言向群眾訴說;我們不能宣稱「理論太過抽象離地」而迴避關鍵問題,好比近日工運中的「工運政治化」問題,就是身為社運青年們值得討論的議題。
對局內人來說,最難以處理的恐怕還是工運圈裡仍未公開的內部爭執。從一些徵兆來看,12月23日當天散場的決定並非人人都能接受。重新回顧當天的情景,在下午五、六點左右,為什麼有不少參與者對以工會為主的行動決策小組「衝場後解散」的決定感到不滿呢?為什麼會有不少的人選擇留下來呢?選擇留下的人對於解散有什麼心情或感覺呢?苦勞的報導記錄了一些留下的參與者的想法,例如有NGO工作者認為決策「難以理解」,也有人覺得台灣的社運抗爭太過「行禮如儀」,無法給政府施壓。
除了報導外,在容渝等人的文章裡,我們也可以讀到對當天行動的失望。容渝提到她「不甘願」離開的心情不只是關於「社運現場的技術策略」,更包含國家機器對社運的訴求「不處理不回應」;子敬認為散場「令人挫敗」、行動的指揮系統「潰散」且「高度混亂」。
但到底「不甘心離開」(李容渝語)的人們怎麼看待宣布散場的現場決策小組呢?難道12月23日要走或留的差距只是一瞬間的不甘心嗎?選擇離去的人和堅持留下的人之間的矛盾到底是什麼?如果散場的決定「令人挫敗」(楊子敬語),那麼留下來或游擊就能為前面的行動平反嗎?這些問題是工運內部矛盾的體現,這將是遠比批判國家暴力更加棘手且艱澀的難題。
雖然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軒尚未對此提出答案,但從他們對何明修的批判中,確實已經產生了更多提問的契機。毛澤東曾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柢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青年乘載著世界的希望,我也期許(包含我在內的)青年工運行動者們,能夠持續為工運創造希望的、批判的空間。若能堅持下去,「八、九點鐘的太陽」必將為台灣工運帶來黎明。縱使是困難的議題,只要能夠抱持這份初心,就算是現在這種苦苦深思、暫時沒有答案的狀態,或許也沒那麼糟糕吧。
- 1. 官方對部分工時勞工的統計非常不連續也不完整。2008年至2016年的數據請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歷年發布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而1979年至2000年間的數據則是轉引李誠、辛炳隆、成之約(2000)運用主計總處原始資料所推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