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弘與何明修兩位先後撰文，文章以悼念曾茂興為題，卻闡述了兩人對工運史的獨到見解。我無意評論曾茂興作為工運人士的功過，我相信，歷史自會有公正的裁判。曾茂興的過世，作為工運界的一員，作為曾經渴望在曾茂興身上學習他所有優點的後輩，我感到深深的哀悼。然而卻無法認同那些神化逝者，塑造偶像的做法。
林何兩文最大的問題在於過度的英雄史觀。林文中說曾茂興引燃了「戰後第一波勞工運動」，工運乃因一人而起。何文中說曾茂興往生代表著八○年代以來台灣自主工運所僅存的一絲香火熄滅，工運也因一人而亡。兩文用心良苦，可惜皆不符事實。長期以來，許多工運人士對臺灣工人史進行了重大的扭曲，把「八○年代以來台灣自主工運」當作是「戰後第一波勞工運動」。事實上，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臺灣有一波既有本土脈絡、又與中國階級衝突呼應的左翼工運。在戒嚴時期，根據筆者統計，在五、六○年代，光罷工抗爭就至少有廿四起，最早是在戒嚴令頒布後僅兩年半的基隆皮鞋工人罷工。至於曾茂興參與甚深的「八○年代以來台灣自主工運」是否僅一兩人之力所致，曾茂興戰友俱在，史料尚存，又豈容如是說？以林文提及的年終獎金風潮來說，若非遠東化纖工人的率先行動，又何有風潮可言？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的歷史，需要喚醒沉睡的集體記憶，需要紀錄集體的奮鬥、挫敗與勝利，但絕不需要那種「一人高呼，萬眾跟隨」的統治者式的英雄史觀。
何文描繪了工運的「體制化」，部分我能同意，但對其前提與結論均無法茍同。對工運來說，所謂的體制內外，絕不僅是工會登記與否、議會還是街頭、是否罷工、幹部是否「當官」這些層次而已，而是關乎到工運如何面對宰制工人階級的整套資產階級秩序，是要根本改變之，還是尋求局部改良。即使同樣是進行抗爭，也有抗爭對象、手段和藉抗爭進行怎樣的教育的問題。以此標準來看，曾茂興（和其他許多工運「領袖」）的功過是非，都大有討論的空間。至於他擔任國策顧問後的言行，當然也不會沒有爭論的餘地。
何文把近年的工運描繪為「天下皆醉，唯曾獨醒」，這正好和事實相反。曾茂興所參與創建的自主工聯，廿年來不登記，不拿補助，堅持抗爭，更積極關注私人企業員工和非典型雇用的問題，不知道這是否符合何文「體制外」的定義，而類似團體又何止工聯一家。
何文見報之日，正有一場聲援被解雇資深工會幹部林子文的抗議。類似的解雇案例，近年層出不窮，可惜一些工運學者卻絕不涉足支援，基層工人只能牢記之、揭露之，以待來日。
曾茂興過世了，我們哀傷，我們悼念。但是歷史尚未終結，戰鬥仍在繼續，路障還是要清除。曾爸，您一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