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振國:陳映真與80年代的台灣客家運動

2018/11/22
前《人間》雜誌執行編輯、社會再生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編按】今日適逢左翼作家、《人間》雜誌創辦人陳映真逝世兩周年,苦勞網特別刊出此文紀念陳映真。作者范振國為前《人間》雜誌執行編輯,他在文中回憶陳映真執掌《人間》時製作客家專輯,支持1980年代的台灣客家運動,使相關專輯成為客家研究的重要論著,也提到陳映真一生中不遺餘力提攜青年後輩,在他心中樹立了為學為人的典範。

1980年代《人間》雜誌時期的范振國(左二),與歌手邱晨及盧思岳合影於環保抗爭現場。(攝影:蔡明德)

2016年映真先生故去的隔年,也就是2017年1月和3月,我們幾個朋友在台北市的客家文化活動中心舉辦了兩場的追悼活動,一場是側重思想探討的《左翼的追思》講演會,一場是由差事劇團的鍾喬主辦的,彰顯先生創作世界的藝文晚會

今年2018年10月,我和幾個以前《人間》雜誌的同事蔡明德、鍾喬又在同一個場所舉辦了「轉身‧行前-客家三十紀念特展」。是以映真先生對台灣社會發展的大體解剖以及客家移民史的階級論述為指導思路,結合了裝置藝術(由師大美術系畢業旳屏東六堆客籍子弟曾啟明擔任藝術總監負責佈展)、紀實攝影(由前《人間》雜誌攝影記者蔡明德任策展人)、紀錄電影(由前《人間》雜誌編輯范振國夥同客家電視台工作人員拍攝製作)、劇場演繹(由差事劇團團長鍾喬編劇指導)、文獻展示(由事件參與者與歷史見證者提供)的美學呈現,也是首度以美學形式將客家人介入台灣社會變革運動的風貌供諸於市民大眾的社會對話錄。活動申辦之初,原先還策劃了一場國際客家論壇(由少女時期即投身各領域台灣社會變革運動,於今任教成功大學台文所的鍾秀梅任計劃主持),嘗試在突顯客家先輩於南洋地域遷移漂泊繼而融入當地的辛酸艱難以及與近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緊密相連的血淚史中,擴充深化台灣客家社群的胸襟視野。這項計劃,最終卻因經費所限而作罷,實在是這次活動美中不足的憾事。

「轉身‧行前」是客家人的語彙,意思是回望之後繼之前行的意思。這是以先生對戰後台灣社會發展史的大體解剖(註一)以及客家移民史的階級論述(註二)為指導,結合裝置藝術、紀實攝影、紀錄電影、文獻展示、戲劇表演等元素的展演,也是首度以美學形式將客家族裔介入台灣社會變革運動的風貌呈現給社會大眾的一則對話錄。

展覽的軸線以1988年客家還我母語運動為座標,上溯至50年代客家庄的紅色清洗,延伸到80年代客籍人士主導的工農運動以及受到還我母語運動影響的青年返鄉深耕家園的社區再造運動,還有當代以歌謠創作為代表的客家新文化運動。

80年代末客籍勞動者主導的遠化罷工。(攝影:蔡明德)

1988年「客家還我母語運動」爆發的歷史脈絡是,1949年於國共內戰敗退來台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的扶植下穩住了風雨飄搖的政權,從而實施了長達40餘年的軍事戒嚴,透過暴虐血腥的鎮壓手段,展開獨裁式開發的資本主義積累。這種低工資、低糧價、高汙染的發展模式,雖然在經濟成長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但是到了80年代在誇耀經濟發展的同時,人與土地遭到的破壞也瀕臨人民能夠忍受的極限(先生把1980年代界定為「再編組和轉變的時代」,指出台灣面臨產業升級難以突破的瓶頸。在表面上進一步建設與發展的背後,隱藏著勞工民主、環境、族群、統獨、國家獨佔資本的開放〈亦即所謂的國營企業民營化〉等複雜棘手的問題)。於是解嚴前後各領域爭取自我權益的社會運動紛然而起,客家還我母語運動也即是這個時代脈動的一環。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一方面既要抗議國民黨不當的語言政策,一方面也要迎擊正在高漲的福佬沙文主義,可以說是兩面作戰,不過一明一暗而已。

其實早在1988年12月28日「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大遊行」登場前,《人間》雜誌在該年的1月號(第27期)就製作了篇幅不小的《海峽兩岸客家人》專輯,隔年1989年的1月號(第39期)又出刊了100多頁的《台灣客家》特輯。

《人間》雜誌第39期「台灣客家」專輯。

回顧史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福佬人陳映真,是台灣客家運動的支持者,也是這個運動的理論指導者。這兩集從移民墾拓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剖析客家人台灣社會處境的刊物,至今在諸多客家研究的論叢中仍無人能出其右。

先生為何會花如此大的心力關注客家議題?這牽涉到《人間》雜誌的文化戰略布局。記得先生曾經和我說過,面對80年代台灣開始日漸猖獗的分離主義意識,由於國民黨獨裁政權還盤據高位,他在道德上不忍,在現實上也不宜展開正面的批判,但又不能任其蔓延不加遏制,於是只好採取了迂迴的文化突圍戰略,試圖以階級意識克服偏狹的族群意識,這是創辦《人間》雜誌很深苦的用心。同時也是費心製作客家專輯的孤詣所在。

畢竟,原鄉意識濃厚的客家族裔與海峽彼岸的血脈相連既是心理上、精神上的真實存在,也是歷史上、現實上確證無疑的事實。以台灣的客家族裔與原鄉臍帶相連的史實史事,從移民墾拓史的視角揭示客家佃工的階級位置,對極力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資產階級分離主義,是很銳利的攻堅武器。

先生許多關於客家議題論述,對我啟發最大的就是這篇《共創共生共榮的未來》,這篇論著既對客家族裔飽受欺凌壓迫的社會處境寄予深切的同情,也客觀冷靜地指出客家人與福佬人聯手迫害侵奪原住民的史實。面對同處於島嶼之上的族裔相互傷害的悲劇,先生於是發出沉痛誠懇地呼籲,企盼此後生活於斯的各族群,能真心的平等對待,謙卑的理解彼此,真誠的相互擁抱,相互攜手共創一個共生共榮的美好社會。先生的這一心願於今還遠未實現,先生指引的方向仍是今後我們須奮進的目標。

我們這次所以承辦這個展覽即是對先生的紀念,也是傳承《人間》精神的初步嘗試與努力。

今年為客家運動30年,作者和《人間》前同事於台北客家主題公園舉辦「轉身‧行前-客家三十紀念特展」。(攝影:蔡明德)

陳映真對青年後輩的提攜

最後我想談談陳映真對青年的關懷。

「爭取青年就是爭取未來」這句話,是無論左右翼都信奉的格言,但是爭取的方式、姿態用意,左右翼卻有本質上的不同。因為「青年」其實是很含混籠統的概念,雖然我們可以用年齡體魄清楚標定哪個年齡層男女謂之青年,但是如果用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來分辨,即使同一個年歲男男女女,也存在著各種千差萬別的群類。

就像魯迅在《華蓋集》的〈導師〉一文所說的那樣:

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魯迅對這些想要尋求導師指引前進的青年給予的奉勸是:

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闢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先生對青年一向都極為關心,《人間》也報導過好幾個與青年相關的題材,1987年3月5日出刊的17期,還特別製作了《中國青年專號》,除了採訪20-30年代的中共黨人托派的嚴靈峰、國民黨左翼的胡秋原,並且以200份問卷對活躍在台北市東區的「新種族」做了隨機的訪問,先生對問卷的統計結果做出了這樣的分析:

在戰後富裕化社會中成長的一代,過早地表現逸樂化、物質化;

他們過早地崇拜金錢、物質和商品;

過早地喪失高遠壯偉的理想和志向;

過早地成為幸福中毒症患者;

過早地淪為行銷主義塑造的消費社會意識形態的奴隸;

過早地表現出政治上的保守和冷淡的態度;

過早地感到人生無聊、空虛、寂寞和麻木…

從專輯將生命追求絕然不同的兩代人對列的編排,從三篇文章所下的標題和按語來看,先生對當代青年的期待與期許為何?箇中消息應是清晰可見的吧!

然而先生又是以何種方式、何種姿態,與各種不同思想類型的青年相交往呢?對此我雖沒有足夠的事例可舉,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先生絕不會以魯迅深惡的,自以為識路的導師姿態,自顯高大的與青年為伍,先生道德文章的偉岸崇隆乃世所公認的,但先生卻一貫謙沖寬厚,無論對同儕後輩,總是不吝給予最為溫暖的鼓勵,在給杜繼平《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一書寫的序言最末那幾句話就是最有力的佐證,先生說:

…把杜繼平這初收的理論果實,擺在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實踐史中去評價,本意在對杜繼平和少數一些在當前台灣的這裡和那裡結成小規模馬克思主義讀書、研究小組表示敬意,並且為了像我這一代老的「左」派,由於用功不足、實踐無力而給今日青年留下一個思想空虛荒蕪的局面,使他們步履艱難,表示深深愧對後之來者的懺悔、自責,與對他們的努力的感謝。

青春時期的我透過閱讀先生的各種著作,受其高遠深邃的識見,寬廣遼闊的襟抱而走向了先生,之後不僅在與他共事的時日蒙其殷殷訓誨,先生終其一生也都以平等的身姿,不倦的耐心,彷彿無聲的春雨,潤澤著頑劣駑鈍的我輩。此後但願我能更努力些,更用功些,無論為學為人,都能時時念及先生的風範,在走進底層的日常踐履中紀念先生。

1990年陳映真在日本交流協會前參與保釣抗議。(攝影:蔡明德)

【註一】

不同於《天下》雜誌1988年3月號「走過從前,回到未來」的發展觀:

民國33年-44年:耕耘的年代

民國45年-53年:砥礪的歲月

民國54年-63年:起飛的時刻

民國64年-77年:多元的挑戰

《人間》37期(1988年11月5日)《讓歷史指引未來》對台灣社會發展階段的界定是:

1945-50:狂喜與幻滅

1950年代:在冷戰中受孕胎兒

1960年代:依賴與發展

1970年代:挑戰·回應與反省

1980年代:再編組和轉變的時代

先生在這個特輯的《發行人的話》中寫道:…「走過從前,回到未來」的製作所以尤具意義,在於它是一本組織上和國民黨完全無關的,代表了台灣當前中產階級的民間雜誌所自動策畫和製作的這一點。因為這一本雜誌(他在編輯上的專業…)的這一個特輯,具體而微地看見1949年流亡來台的國民黨,經過將近40年的社會變遷,已經儼然有它的社會底、階級底基礎,從而與這個社會的中產階級共同分享相同的意識形態,包括對於「台灣40年來工業發展史」的解釋方式和敘述方式。對於40年來「戒嚴成長」中廣泛受惠的個人、集團和階級而言,國民黨已經不再是「外來政權」了。……(然而)我們對這40年來台灣社會發展過程的解釋,…是一種和「走過從前,回到未來」截然不同的解釋、不同的讀法和不同的敘述方式。而其中原因,在於《人間》三年來,是一貫站在勤勞民眾的立場去看人、歷史、社會、生活和自然環境的雜誌。對於40年來台灣社會開發的歷程 ,我們自然也從民眾的體驗、認識和立場去理解的。

【註二】

先生在《人間》27期(1988年1月5日)《海峽兩岸的客家人》專輯中的第一篇報告《客家:台灣生活中的「隱形人」》的編輯按語和文末補述中寫道:

「由於台灣移民史的特殊歷程,台灣客家人在語言、文化和政治上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事實上,他們在文學,音樂和學術上有傑出的貢獻與成就。他們有勤奮耐勞,宗族團結,純樸磊落的優良品質…

早年的墾殖和武力造成社會資源不平等的分配,閩客的關係是地主和佃農間的階級不平等關係。閩客和原住民則是階級和種族交錯起來的民族壓迫問題。

閩客之間的地主與佃農關係,到了台灣實施土地改革以後,才徹底解體。但是成為獨立小自耕農的客家人,也和其他在土地改革後的閩籍台灣小農一樣,成為台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被工業與國家機器掠奪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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