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轉型正義應借鏡韓國 而非德國

2019/01/28
苦勞網記者

昨日(1/27)副總統陳建仁出席「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提到600萬猶太人在二戰期間遭納粹屠殺的歷史,肯定戰後德國以誠實的態度還原史實、承擔責任,不斷在學校教育中強化對大屠殺的省思,更和以色列締結邦誼,認為台灣的轉型正義應借鏡並學習德國和以色列的經驗。

事實上,這已不是第一次有民進黨政府高官主張轉型正義應借鏡德國經驗。2017年總統蔡英文出席「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活動時,也表示希望台灣和以色列、德國在轉型正義議題有更多合作與交流。文化部長鄭麗君過去接受媒體專訪時,也提到她從參訪史塔西檔案局(前身為東德秘密警察總部)的經驗中收穫甚多,認為台灣應深化與德國的轉型正義經驗交流。此外,促轉會內部也有轉型正義應採「南非式和解」或「德國式究責」的路線分歧之說,等等。

2018年在馬場町公園舉辦的白色恐怖秋祭,此處在戒嚴時期是槍決政治犯的刑場。(攝影:王顥中)

然而,不論是德國或南非的轉型正義,兩者歷史脈絡都和台灣天差地遠,轉型正義主事者胡亂類比套用,不僅無助釐清和清理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根源,更有擴大社會分裂和遂行自身政治目的的疑慮。

例如,有論者稱國民黨威權時期的統治形同「納粹」,把台灣人的處境假想成「猶太人」,當真是荒謬之至,完全誤解戰後國民黨政權遷台後的性質。回顧歷史,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從日本殖民地回歸中國統治,就和其他在戰時遭日本侵略佔領的省分歸還中國一樣,是必然之事。不久後中國陷入國共內戰,美國力挺的國民黨因貪腐獨裁喪盡民心,節節敗退到台灣。美國雖一度想放棄蔣介石,但1950年韓戰爆發,「反共」成當務之急,美國遂力保台灣的蔣政權,將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防止中共「解放」台灣,自此形成台灣和大陸當局分裂對峙的局面,直至今日。

從1950年代以來,蔣介石服從於美國的全球反共戰略,一邊接受美國源源不斷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一邊在台灣內部大舉肅清中共潛伏在台的共產黨人、左翼進步派及反蔣人士,在他的戒嚴獨裁統治下有上萬人遭到槍決和關押,此即台灣白色恐怖。由此可見,威權時期國民黨政權的性質,既非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種族主義暴行,更與東德共產黨的性質截然對立,亦和南非種族隔離扯不上絲毫關係,而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親美反共」的右翼政權。

而這樣的「親美反共」政權,放眼東亞地區和台灣最相近的事例,莫過於韓國了。

台韓白色恐怖有歷史共通點

和台灣一樣,朝鮮半島在戰前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戰後因冷戰和內戰分裂為南北韓,美國支持的右翼強人李承晚、朴正熙和全斗煥相繼在韓國實施軍事獨裁統治,白色恐怖期間屠戮清洗無數左翼人士及其同情者,同樣有嚴重侵害人權的劣跡,而韓國在80年代民主化運動後也開始推動轉型正義,清算過去的威權統治歷史和日本殖民主義遺緒。

日本殖民統治、內戰和冷戰結構、美國帝國主義的支配,這是台灣和韓國在歷史上的重要共通點。而台韓兩地過去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得以成立的物質基礎,正是來自美國的撐腰和默許。說到底,蔣介石在台灣幹下的惡行,跟韓國的李承晚、朴正熙和全斗煥相去不遠,除了蔣的「剿共事業」比他的反共盟友起步更早、規模也大得多──畢竟他從1927年宣布「清黨」開始就在中國大陸大肆屠殺共產黨人了。

這樣來看的話,台灣的轉型正義要清算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捨韓國而效法德國,不是很詭異的一件事嗎?

其實,細究民進黨推動轉型正義的邏輯,與其說是它不懂歷史而「搞錯方向」,不如說是它與國民黨一脈相承的「親美反共」意識形態,注定了它必須扭曲歷史和限制自身的追究程度。否則,有什麼理由不把台灣的白色恐怖放在兩岸和東亞的脈絡來理解呢?有什麼理由不去正視美國在冷戰下的東亞扶植右翼政權的責任呢?

台灣左翼作家、60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映真在一次馬場町秋祭的活動上曾清晰道出冷戰和白色恐怖的關聯:

我在這裡著重的要說出,台灣50年代白色恐怖的慘虐,絕對不僅僅是說,國民黨的殘暴、蔣介石的沒有人性,我們要反對國民黨,不是這樣的邏輯。如果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從台灣往後拉,來看全世界的話,你就知道,戰後世界的形成,特別是戰後冷戰世界的形成,到處都充滿了這種不可置信的,不以暴力為羞恥的這種集體的屠殺,集體的摧毀,集體的虐待。

隨後他講到了朝鮮半島1948年發生的「濟州島四‧三事件」,指出美國支持的李承晚政府,如何動用軍警和聯合美軍,在全島殺害了數萬民眾的恐怖歷史...。

韓國的左翼政治犯徐勝出獄後,曾多次來台和陳映真、林書揚等白色恐怖政治犯交流,他在韓國軍政時期因涉入「校園匪諜事件」被逮捕、坐牢長達19年,在自傳《獄中十九年》中,他也明確指出東亞白色恐怖的根源:「我與台灣的難友們遭到長期監禁,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日帝的殖民侵略,以及接續其後的冷戰對立下的美國主導的戰爭、反共、打壓政策。」

韓國在討論和推動轉型正義進程時,經常將威權時期中的不義事件放在「冷戰」的背景下理解,並追究美國的角色和責任,更可貴的是,他們還將日本殖民時期也列入轉型正義的對象,追究和清算親日派的財產和責任。

從韓國的經驗回看台灣,我們在對過去歷史進行轉型正義時,難道不也應該走出「親美反共」意識形態的桎梏,連結東亞周邊國家的歷史和現實,對帝國主義的加害者做出反思和批判,同時進一步理解左翼政治犯的信念嗎?

責任主編: 

回應

陳映真的歷史觀一樣拉得不夠長,不是只看親美反共而已。
是要直追1927清黨反共,更要拉長成反帝!反美帝也反蘇帝!
親美固然不對,親蘇一樣有問題。蔣與毛的鬥爭,在沒與美蘇翻臉前,都有美蘇代理人戰爭的可悲!
當然,在中國大陸掙脫蘇聯控制的今日來看,台獨還往美帝靠攏的愚蠢,更是等而下之。

文在寅的選擇,蔡想想
2018-02-14 中國時報 劉順達(韓國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國人萬萬沒想到,與台灣同為分裂分治國家處境的南韓,此次利用平昌冬奧,將前外交部長錢復的一句名言「兩岸關係高於外交關係,大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改寫成「兩韓關係高於外交關係,北韓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赤裸裸地實現在世人面前。
南韓總統文在寅、國務總理李洛淵、青瓦台祕書長任鍾皙及統一部長趙明均,輪流宴請在首爾停留3天2夜的北韓代表團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部長金與正、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等。破例高規格的款待,兩韓關係優先,讓同是貴賓的美國副總統彭斯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是滋味。
文在寅擺了彭斯一道。9日,在開幕式前舉行的歡迎酒會上,美國明明事先告知韓方不要安排彭斯與金永南同桌,但韓方偏偏讓兩人坐上主桌。彭斯察覺韓方故意,氣沖沖僅停留5分鐘即離席,把名牌桌卡留著,讓其他國家貴賓認識美國是多麼小氣。
10日,文在寅與彭斯第2度就「兩韓會面」交換意見,文在寅以一句「若無非核化,就不會報償北韓」,總算讓彭斯釋懷。彭斯返回美國專機上透露,如果北韓願意會談,美國也會接受。一般認為,美國「先非核化」之強硬姿態已有軟化趨勢。
韓日高峰會談結果頗讓安倍氣急敗壞。對於出席冬奧開幕式,日本原先表現「不阿沙力」,在美國的推促下終於決定參加。因此,南韓早已準備好好對付搖擺不定的安倍。果然不出所料,不僅對慰安婦協定一事,文在寅寸步不讓,必須重新協商。安倍促求文在寅冬奧後即舉行美韓聯合軍演,卻被文回稱「不要干涉南韓內政」,讓安倍臉上無光。
南韓對待美國和日本的冷清外交相比,對北韓卻伸出「民族大義」之手。10日,文在寅在青瓦台接見並午宴招待北韓代表團時,金與正突然以胞兄金正恩的「特使」身分鄭重遞交金正恩的親筆信函給文在寅,並口頭邀請文在寅盡快訪問北韓,一時間讓文在寅喜出望外。
金與正和金永南更進一步把握文在寅喜上眉梢的氛圍,在青瓦台特別準備的芳名錄上分別題字,離不開兩韓「統一」兩個字。金與正說「期待統一繁榮的未來提前來臨」,金永南則清楚寫著「傾力走入統一指向的團結與確信的努力是民族的念願」,兩人的表現獲得熱烈掌聲。
文在寅當然知道,兩韓統一問題上,美國和日本是絆腳石。美國與日本希望文在寅藉著與金與正見面機會,當面提出「非核化」問題,返回平壤直接傳達給金正恩,但事與願違。此次,文在寅和金永南等人會晤計達5次之多,自始至尾根本未提核武與飛彈。
目前走勢看來,文在寅會很快回應金正恩的善意,緊握冬奧結束與美韓軍演舉行前,文在寅將派親信至北韓會晤金正恩,促成先「文金高峰會談」、後「川金會談」,解決非核問題。此次,文在寅的「兩韓關係高於外交關係」選擇,獲得世人掌聲與肯定。至今把兩岸關係搞成比朝鮮半島更緊張的蔡英文總統和民進黨政府,該好好深思了。

不通的韓國通
2019-01-31 中國時報 劉順達(南韓昌信大學榮譽教授)

總統府發布台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董思齊出任駐韓代表處副代表的人令後,又急忙撤銷一事,前民進黨立委沈富雄直言,在蔡英文主導下的政府治國無能,令人難以置信。其實,這個「慘劇」結果早已有警訊可尋。
2016年11月22日由駐台北南韓代表部每年主辦的「韓台人文交流大會」場合,董思齊以「台灣東北亞學會」副祕書長身分出席並擔任一組評論員。在會中董員自我吹噓稱,他會講英、日語,韓國字只看懂、但不會說。並且進一步指出,上午進總統府向蔡總統簡報了「台韓關係」。自己抬高身價,讓在場台韓學術界人士聽了,覺得此人在做個人「政治秀」而不是評論。
在台灣,一般普遍的了解是,「韓國通」多畢業於政治大學與中國文化大學「韓語系」後留學南韓各大學背景。董員自稱只會念韓文、卻不會說韓國話,足以證明沒有韓語基礎,根本談不上什麼「韓國通」。何況在台灣「韓國圈」裡面,董員屬於「陌生人」。外交部卻對外說董員是「韓國通」,讓政大和文化師生笑掉大牙。
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外交部還說董員在韓人脈豐厚。就董員的學經歷來觀,董員與南韓無太多淵源,只有在韓大學短期從事「研究」而已。若照外交部所言,人文交流大會中,董員何須藉機介紹自己的外語能力如何及對外公開晉見總統事?又會中,南韓學者怎麼都不認識董員?外交部吹牛不打草稿,實在是欺瞞國人。
嚴重的是,民進黨前後兩朝都缺乏「韓國通」人才。在陳水扁執政時期,一位國民黨黨工投奔民進黨,毛遂自薦是「韓國通」出任駐韓代表,因為將中華民國國有財產之僑校所有權變更為他個人名義,遭當地300多名華僑至駐韓代表處示威抗議後,由當時外交部長黃志芳直接向陳總統建議調回台北後,才結束紛爭。後來,外交部上層決定,日後再不派「韓國通」出任代表,改以職業外交官出任迄今。外交部長吳釗燮難道不知此事嗎?何況,新任駐韓代表唐殿文赴韓履新僅數月而已,難道他不是「韓國通」?在韓沒有人脈嗎?此刻又讓唐代表情何以堪。
說來說去,問題癥結還是在吳釗燮不信任職業外交官所致。依外交部的慣例,新的部長上任,四面八方的駐外館長不管與部長認識或不認識,第一時間都會禮貌性拍發賀電祝賀。自然前駐韓代表石定也不例外。卻被吳釗燮拿來公開指責,不必寫賀電,應多撰南韓政情報告。
繼「口譯哥」人事案後,吳部長又鬧出國際大笑話,不僅讓站在外交第一線的職業外交官對民進黨政府失去信心。恐怕世界各國知道外交部如此對待自己的外交官,也不願意與台灣做朋友了。

2019-06-16 台灣星火FB

某個朋友,女性,三十出頭,深綠背景,現在挺英,父親是民進黨基層幹部。透過管道要我「聰明一點」,支持蔡英文。說蔡英文是真的緩獨。
我沒有直接跟她對到話。不過她傳來的論點很有趣,也讓我更能理解民進黨基層之所以隨著英派的權利慾而墮落的核心,就是「沒有脈絡的自欺欺人」。以下記錄她的論點和我的想法:

【論點一】國民黨執政七十幾年,蔡英文不可能四年就解決所有問題。至少要讓民進黨執政五十年。
我:這是個完全忽視現實脈絡的說法。台灣自1996年總統直選後,就是藍綠交替執政。1996年之前,是威權戒嚴時代。這個戒嚴時代的結束,也是民進黨的前輩出過力的。現在英派主張要執政五十年,是要回到威權時期?這個黨的核心價值早已變質,完全不是民主,也不再進步。

【論點二】賴清德是民進黨派出來測試台灣人民對獨立的接受度而已,不是真的要取代蔡英文。
我:這又是個既不合理、脈絡也不通的說法。第一、2018年底「九合一」國民黨大復活,民進黨慘敗高雄,台灣人對台獨的接受度還需要「測試」?第二、賴清德參選之初就聲明不會獨,主張中華民國,請問這是要測試什麼?第三、為了做個「測試」,最後全黨破壞程序正義,作弊耍賴給全國和美方、日方看?鬼扯也請動動腦。

【論點三】蔡英文現在是要用中華民國來徹底消滅國民黨,她其實是要台灣獨立。
我:一個『深綠背景的』對著我這個『眷村長大的』講這種話,還真的會讓我暈眩。中華民國連國旗、國歌都是和國民黨分不開的。如果要比誰會因為「中華民國被認同」而壯大,沒有人比得過承襲黃埔正統的中國國民黨一脈。認不清這個事實,就是認不清國民黨。連敵人都認不清,是能消滅誰,是想消滅誰?何不乾脆說要用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來消滅共產黨好了?

我個人判斷:民進黨有「一部份基層」,自2008年扁案潰敗之後經過八年,雖然看似重新壯大,其實身為本土的自信心和尊嚴從未回復。因為缺乏自信,才會被背景藍、經歷藍、手段藍、論述也藍的蔡英文改得面目全非。蔡英文愛用藍官,是這個脈絡下順理成章的事。這些人表面不悅,心底認同,甚至開始學藍官思維處事。這種自認不如外省的深層自卑感,讓這些人找盡理由解釋蔡英文的作為,因而讓他們更難認清蔡英文的實體、和民主的真貌。
本土選民的出路,就是成為民主自由人。被偶像操弄不民主,被藍綠綁架不自由。要無畏無懼、自尊自信,就把自己當個民主自由的台灣人。以真實的自己,接軌國際。

看完之後,似乎清楚了些什麼!
這些人其實在意的,是「不是被中國統」,而不是在意「台灣是不是獨裁」。
反國民黨,也只是因為國民黨比較靠向中國,而不是反對威權與獨裁。
因此也就能解釋為什麼司法改革、轉型正義對他們來說不是那麼重要,因為「只要不是被中國統就好」,其他不在乎。
而台灣與中國的最大差別就在於民主的價值。如果捨棄了民主精神與制度,也不過在走向另一個中國!
依他們的理論,天安門事件,以及以往的民運,都是在搞分裂!

民進黨三年全面執政,司法改革跳票,轉型正義跳票,一大堆令人失望的用人施政,和這一次總統候選人初選集體作弊的醜態,徹底暴露了民進黨變質的真面目。作弊得逞之後,現在拿「中國威脅」嚇唬人民,狂喊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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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鎖重重的台灣人
2019-07-21 民報 文/陳銘堯

最近和一個關心國家命運和社會正義的年輕人討論:為什麼現在看不見有類似以前黨外運動,年輕人為了國家大議題,風起雲湧參加革命那種持久的熱情和組織,而只是各自在一些小議題作小團體小規模的集結?經過討論,我終於知道答案了。台灣人有了言論和選舉自由,好像自由民主的大議題不再是問題了,也或許現在政黨的騙術更高明了,似乎他們能看到的不公不義就只是那些不大不小的議題,年輕人也就易聚易散;不能像當年的國家議題那樣,匯聚成波瀾壯闊,持續幾十年,改造國家的革命運動。
認真一想:今天台灣人雖然有了「個人的自由」,我們的國家卻沒有「國家的自由」。沒有「國家的自由」,就等於沒有「個人的自由」。其實「國家的自由」才是台灣人更應該爭取的終極自由。而「國家的自由」的爭取,本是政府應該負起的責任,至少是應該負起的領導人民的責任。但是執政者好像忘記了這個責任,只是一直在中國和美國所劃的紅線內,像龜孫子一般,用自以為高明的政治話術東閃西躲,還洋洋自得。更可惡的是,居然把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公投權予以限縮甚至加以沒收;這樣的執政者,頭腦還是封建的頭腦,根本沒有人民為主的觀念。一般人也就罷了。連素負眾望的學者也替蔡英文開脫說,以此批評蔡英文,並不公平;不多久,這人也就加官進爵了。蔡英文常說的:「我的專業是做總統。」果然很「專業」嘛!
民進黨三年全面執政,司法改革跳票,轉型正義跳票,一大堆令人失望的用人施政,和這一次總統候選人初選集體作弊的醜態,徹底暴露了民進黨變質的真面目。作弊得逞之後,現在拿「中國威脅」嚇唬人民,狂喊團結。他們派高官四處遊說摸頭。這才讓我們恍然大悟:加諸台灣人身上的枷鎖,除了中國、美國和「中華民國」之外,還加上了一個民進黨。這個枷鎖有如套在台灣人脖子上的連環套,綑住台灣人身體的綑仙繩,還有無人知道密碼,禁錮台灣人心靈和國家願景的心鎖。台灣人至今仍然是帝國主義禁錮下的「亞細亞孤兒」。從黨外拚到民進黨執政,拚命爭取到的政權,卻像是自己給自己套上另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鎖。台灣人連普世公認的公投人權都被剝奪,就等於沒有思想和言論的自由一樣。民進黨政府不敢向國際大聲喊出「我們要獨立」,或許是帝國主義壓迫下的結果,那也就罷了;但是現在看來,他們更像是躲在「中國威脅」和「美國不准」的保護傘之下,輕輕鬆鬆享受執政的大餐,樂不思蜀,連人民喊出「要公投」都會把他們嚇出屎尿來。
大家心知肚明,台灣人內心真正的渴望是台灣獨立。這一點至少應該讓國際社會知道。沒有「國家的自由」,我們就沒有真正的自由。這是台灣進入二度革命新階段的新使命。民進黨得到政權以後,那些既得利益者,透過派系分贓的結構,已經不容任何人破壞他們的結構。對早期參加革命的黨員來說,利益當頭;甚麼創黨初衷,甚麼台獨理想,早就拋諸腦後。對那些投機收割的年輕一輩,有樣學樣,跟著大人排隊分贓就是了。國際社會不知道台灣的內情,會誤以為民進黨代表台灣人。這一副枷鎖,就是我們自己選出民進黨來加在我們身上的。今天我們必須先掙脫這副枷鎖。
因此,台灣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本土在野黨,可以替台灣人對國際大聲喊出真正的心聲:「台灣人要公投權。」這是台灣人最卑微最基本的人權。台灣更需要一個真正能制衡國、民兩黨的第三大黨,這是從建設性的角度來看待剛成立的新政黨。我們現在要爭取的是「國家的自由」。各種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在正常的國家裡,都可以循正常的法治程序得到解決。看到年輕人為了那些不大不小的議題,分散力量在街頭淌血抗爭,又心痛又不捨。這一次,我很高興,看到成立大會上很多年輕人熱情參與的身影。呼籲新時代年輕人,一起加入喜樂島聯盟,匯聚力量為爭取「國家的自由」而奮鬥吧!2020的選舉就是我們展現力量、衝破重重枷鎖的歷史機遇。同時也要感謝喜樂島聯盟的努力,為台灣創造了這個機會。這一次,我們不要再含淚投票,我們要快快樂樂去投票!

不倫不類的比喻,談克羅埃西亞的「轉型正義」
2019-07-21 風傳媒 許劍虹/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前陣子在關鍵評論網上,刊登了一篇由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博士生楊光舜撰寫,比較克羅埃西亞與台灣「轉型正義」的文章《上任就移除獨裁者雕像,克羅埃西亞總統給台灣的轉型正義啟示》,讀起來讓筆者感到漏洞百出。起碼對於巴爾幹半島這100年來發展的歷史,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彼此之間的關係與現狀,作者都嚴重缺乏瞭解。

因為自南斯拉夫解體以來,無論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以及科索沃等國家,都對狄托(Josip Tito)這個曾經一統南斯拉夫的強人進行不同程度的否定。但是這些否定,是否能與民進黨在台灣推行的「轉型正義」相提並論?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要先瞭解狄托的歷史背景,還有他在國際社會上有哪些的評價。

首先從國際地位來看的話,狄托與蔣中正唯一的雷同之處,是兩人都率領自己的國民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與英美盟軍站在同一陣線。除此之外,兩人再無第二條類似之處。狄托也正如楊光舜所描述的,對於克羅埃西亞而言並不是「外來政權」而是「民族之光」,只因為他本身是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的混血兒。

反觀蔣中正,則因為祖籍是大陸浙江的關係,始終被許多獨派視為「外來統治者」。其次則是狄托曾以奧匈帝國士兵的身分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卻不幸在戰場上為俄羅斯帝國的軍隊所俘。對狄托而言,不幸中的大幸是俄國隨即爆發共產主義革命,他也在列寧(Vladimir Lenin)的影響下,成為國際共產黨的一份子。

蔣中正本人,雖然曾在國共撕破臉前,為共產國際單方面指派為執委主席團名譽常委,但「名譽常委」終歸只是「名譽常委」,他沒有一天正是成為過共產黨的黨員,無論是國際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從1927年4月開始,蔣中正更是成為全世界最堅決的反共領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括狄托在內的歐洲共產黨人,在蔣中正的定義中也是中華民國的敵人。

狄托與蔣中正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兩人戰後加入了完全不一樣的同盟體系。在蔣中正的領導下,中華民國成為了美國在亞洲圍堵共產主義的頭號夥伴。來自政工幹校的特工,甚至還遠赴拉丁美洲國家,指導美國扶持的右翼政權鎮壓左派。可見中華民國的反共範圍不只限制在亞洲,還投射到了一切遭到共產主義赤化威脅的地區。

至於狄托,則做出了與蔣中正截然不同的選擇。這個截然不同的選擇並非指狄托加入了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而是他選擇「走南斯拉夫自己的路」,既不依靠蘇聯,也不依靠美國。為此狄托在1948年與史達林的關係徹底鬧翻,南斯拉夫還為此被從蘇聯領導下的共產黨和工人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除名。

雖然處於隨時遭史達林暗殺的風險,但狄托也因為有民族主義路線的關係而擁有更多的行動自由。而且這些行動自由,往往對東南歐的地緣政治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正是因為狄托選擇在美英與蘇聯之間保持中立的原因,希臘共產黨沒有辦法有效從蘇聯手中取得物資,在內戰中徹底敗給了效忠希臘王室的國民軍。狄托的這個決定,加深了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好感。

韓戰爆發後的1951年11月4日,杜魯門政府甚至還破天荒的與狄托簽署了《美南軍事援助協議》(Military Assistan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ugoslavia),向南斯拉夫人民空軍提供包括F-84G雷霆式噴射戰鬥機在內的武器。中華民國空軍與南斯拉夫人民空軍,幾乎同時在1953年接收F-84G,但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卻比《美南軍事援助協議》晚了整整三年。

在「歐洲第一」的戰略考量下,南斯拉夫確實一度被美國視為比中華民國還更具戰略價值的盟友。但是狄托是共產黨員出身的民族主義者,他先天上就比反共到底的蔣中正更能靈活變換自己的立場。所以在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後,狄托又重新推動與蘇聯和解,並且和毛澤東、尼赫魯與蘇卡諾等民族主義者共同推動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

所謂「不結盟運動」,表面上來看是不在蘇聯與美國兩大陣營中「選邊站」。可實際上,參與不結盟運動的領袖,除了毛澤東與狄托外,大多數是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日本帝國合作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極右翼人士。根深蒂固排斥西方的他們,不可能做出偏向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決定,而是依據各自的利益在關係日益緊張的蘇聯與中共兩強之間左右搖擺。

比方說,狄托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後,開宗明義批判中共「破壞世界和平」。為此,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還曾在1963年9月26日發表社論《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攻擊狄托為「美帝國主義附庸」。可狄托攻擊中共的目的並不是要支持美國或者台灣,只是為了替尋求對美和解的赫魯雪夫創造和平談判的政治環境。

南斯拉夫一直到狄托去世為止,都採取在蘇聯、中共與美國三方之間搖擺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從而獲得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肯定。除了新興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外,狄托也因為抵禦納粹侵略以及反對史達林的表現而深獲西方自由派的肯定。狄托都與毛澤東、胡志明、卡斯楚、切格瓦拉一樣,被視為敢於向美蘇霸權說不得民族主義者,弱小民族當自強的榜樣。

反觀蔣中正,雖然自始至終都與美國同一陣線,他堅決抗日反共的立場卻只能贏得保守主義者中間偏右人士支持。缺少革命主義者與生俱來的「浪漫主義」魅力,蔣中正向來在西方左派社群中被界定為「法西斯」,在第三世界國家則被定義為「美帝走狗」。蔣中正與狄托兩人,在西方左派勢力看來存在著天壤之別的差異,恐怕不能做如此簡單的類比。

獨派人士看待世界史、中國史與台灣史的觀點,長期以來都深受西方左派論述的影響。從楊碧川先生撰寫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一書來看,顯然在獨派人士的論述中,蔣中正是不折不扣的暴君,狄托則是勇於抵抗納粹與蘇聯的南斯拉夫民族鬥士。可見楊光舜把狄托視為「轉型正義」對象的論述,與獨派的傳統論述存在極大差異。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存在呢?希特勒與史達林雖然存在著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別,但兩人都是「歐洲一體化」的主張者。與希特勒、史達林對抗的狄托不只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主義者,還是反對納粹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一統歐羅巴的「獨派」。為此老一代反對蔣中正的獨派,把高舉共產民族主義大旗的狄托視為英雄並不奇怪。

可相對於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以及斯洛維尼亞等國的民族主義者而言,高舉南斯拉夫旗幟強迫這些國家聚合在一起的狄托,卻又是絕對的「統派」。事實上,楊光舜對狄托的外交還有推動經濟建設的手段也有所讚美,並沒有完全否定其歷史地位。可見他之所以無法如傳統獨派一樣欣賞狄托的原因,在於狄托的這個「統派」身份。

從實質意義上來看,狄托比起蔣中正還真的是100%的「大統派」。蔣中正雖然高喊反攻大陸的口號,但是他剷除匪諜與左派的霹靂手段,反而鞏固了台澎金馬地區實質獨立的地位。在南斯拉夫宣告解體至今16年的今天,台澎金馬地區仍以中華民國之名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之外,可見蔣中正從目的導向來看還是比狄托高明許多。

為什麼今天中華民國依舊延續,由狄托一手建立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過卻分裂成七個國家?南斯拉夫無論從軍事、經濟還是國際承認的角度來看都不弱於台灣,怎麼會亡國到如此徹底的地步?答案很簡單,狄托能把南斯拉夫帶起來的原因,除了極度靈活的外交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採用了遠比蔣中正還要殘酷的暴力手段。

南斯拉夫本身就是協約國為了犒賞塞爾維亞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成立的多民族國家。剛成立的時候,這個國家尚未實施共產主義制度,而是由塞爾維亞人主導的王室統治,正式國號為南斯拉夫王國。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與波士尼亞人雖與塞爾維亞人同屬斯拉夫人,但因為長年接受奧匈帝國統治的關係,在民族與宗教認同上與後者存在極大差異。

各族群間本來就十分緊張的關係,因為納粹在1941年的入侵全面爆發,種族屠殺的慘劇幾乎天天上演。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團體「烏斯塔沙」(Ustaša)在納粹的支持下,不只宣告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建國,還回過頭來對過去王國時代的優勢種族塞爾維亞人實施清洗。在接下來的四年內,只有兩股勢力試圖將分崩離析的南斯拉夫重新統合到一起。

第一股力量,是效忠南斯拉夫王室,由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上校指揮的「切特尼克」(Chetniks)。狄托指揮的共產黨游擊隊,也就是南斯拉夫境內的第二股勢力,要等到德軍在1941年6月22日入侵蘇聯以後才加入抵抗陣線。南斯拉夫難解的種族問題,讓較晚起身抵抗德軍,但本身是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混血兒的狄托逮到了取代米哈伊洛維奇的天賜良機。

打從一開始,「切特尼克」的目標就是在恢復南斯拉夫王國的同時,確保塞爾維亞人的種族優勢地位。而「烏斯塔沙」對塞爾維亞人實施的種族清洗,卻逐漸讓米哈伊洛維奇上校調整自己作戰的優先順序,逐漸把確保塞爾維亞人的生存置於把德軍驅逐出南斯拉夫之上。他也逐漸從一位滿腔熱血的反納粹鬥士,慢慢蛻變為殘酷的種族主義儈子手,對克羅埃西亞人施以報復。

克羅埃西亞人再也不可能回頭接受塞爾維亞王室的統治,偏偏這個時候本身是混血兒的狄托又站了出來,號召南斯拉夫人民不分族群、宗教與黨派,團結在其底下抵抗納粹。狄托的號召,吸引了大量厭倦納粹佔領與種族屠殺的南斯拉夫人民支持,也讓失去抵抗運動話語權的「切特尼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米哈伊洛維奇為了壓制共產黨的壯大,不惜策略性的與德國、義大利軍隊勾結。

此舉激怒了英國首相邱吉爾,停止了一切對「切特尼克」的支持,轉而承認狄托為南斯拉夫戰場上唯一盟國信任的抵抗力量。得到英國與蘇聯外交承認與軍事支持的狄托,就此成為南斯拉夫民族公認的領袖。來自英國與美國的支持,也讓狄托有了在戰後與蘇聯較勁的資本。在蘇聯紅軍T-34戰車與英國皇家空軍噴火式戰鬥機的圍剿下,「烏斯塔沙」與「切特尼克」都宣告土崩瓦解。

趕走德軍,並一統南斯拉夫的狄托宣布罷免流亡英國的國王彼得二世(Peter II),成立了巴爾幹半島上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就如同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狄托必須要對代表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力量,即「烏斯塔沙」還有「切特尼克」餘黨實施新一波的整肅,才能確保國家的統一。

被盟軍定位為納粹幫兇的米哈伊洛維奇,並不像蔣中正一樣還有個台灣可以撤退。他只堅持到1946年3月就被狄托逮捕,並於同年7月17日被以「叛國罪」的罪名遭受槍決。剩餘的「切特尼克」不是加入狄托的人民軍,就是流亡海外堅持反共,南斯拉夫的「國民黨」就此被徹徹底底消滅掉了。至於南斯拉夫的「滿洲國」,也就是「烏斯塔沙」,下場則更為悽慘。

大批「烏斯塔沙」政權下的軍公教人員與他們的家屬,都趕在蘇聯紅軍T-34戰車開入貝爾格勒以前,隨斯洛維尼亞家鄉衛隊(Slovene Home Guard)、蒙特內哥羅國民軍(Montenegrin National Army)以及第15哥薩克武裝親衛隊騎兵軍(XV SS Cossack Cavalry Corps)等德軍扶持的軸心附庸武裝一起向西逃竄,前往奧地利向英軍投降。

只是當他們抵達布萊堡(Bleiburg)之後,卻發現英軍不只拒絕接受他們投降,還把他們強行送回南斯拉夫交給狄托。在行軍返回南斯拉夫的過程中,這些被視為軸心幫兇的軍人與眷屬不斷遭受人民軍的羞辱與虐待。尤其是克羅埃西亞的軍公教人員,更是時常遭到暴力相向。1945年5月19日到26日,在斯洛維尼亞境內更是爆發了著名的特茲諾大屠殺(Tezno massacre)。

至少有15,000名克羅埃西亞軍人與他們的家人,慘死於斯洛維尼亞的森林裡。由於狄托本人也是半個克羅埃西亞人,很多學者認為這樣的無差別屠殺毫無道理可言。但也有說法認為,這些對克羅埃西亞人痛下殺手的人民軍,許多是接受了狄托改編的前「切特尼克」軍人。他們過去本身就經歷過「烏斯塔沙」的種族屠殺,於是趁機向克羅埃西亞人復仇。

無論這是不是把狄托的責任往米哈伊洛維奇身上推的說法,在整個行軍的過程中還是有大量被繳械的戰俘與平民慘死。受到南斯拉夫亡國的影響,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提供這場屠殺的具體死亡人數,從50,000到25萬的說法都有。即便是取50,000的說法來談,還是遠遠超過了「二二八事變」加「白色恐怖」死亡人數的總和。可見真正靠殺人來維持國家統一的是狄托,不是蔣中正。

狄托殘酷殺害異己的行徑,讓許多南斯拉夫共產黨的老幹部都無法忍手,但就如同鄧小平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共老幹部一樣,他們對狄托也只能用「敢怒不敢言」來形容。極權統治的手腕加上蘇聯、英國、美國以及中共等各方列強在外交上的拉攏,都讓狄托在國內的形象無人能夠挑戰。只要狄托還活著一天,南斯拉夫就能維持強大的統一凝聚力。

更何況,二戰期間對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實施種族屠殺的「烏斯塔沙」早已聲名狼藉,狄托對他們的殺戮即便是看在英美盟軍眼中都只是「天道好還」。可「烏斯塔沙」只是克羅埃西亞的一個極右翼組織,並不能夠代表所有的克羅埃西亞人。虛偽的西方左派人士,不會去在乎慘死於人民軍之手的克羅埃西亞人究竟只是一般的軍公教人員,還是偏激狂熱的種族主義殺人魔。

比起從1927年清黨以來天天被指控為「屠夫」的蔣中正,狄托的這個殺戮行為因為符合「政治正確」,完全在左派掌握的西方學界中被遺忘掉了。擅於玩弄權力平衡的狄托,對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與波士尼亞的民族主義者都採取壓制態度,讓南斯拉夫得以維持表面的和平。只是一切在他1980年去世之後,就慢慢產生了變化。

變化不是從其他地方,而是由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發酵。許多過去懼怕狄托淫威,不敢反抗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與波士尼亞老幹部們公然忤逆狄托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尋求各族群的民族與文化信仰。塞爾維亞方面,出現了惡名昭彰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米洛塞維奇也是後狄托時代裡,唯一一個試圖維持南斯拉夫領土主權完整的前共產黨領袖。

只是為了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米洛塞維奇不惜對其他民族實施軍民不分的種族屠殺,讓外界質疑他已經成為了新一代的「切特尼克」領袖,而非狄托的繼承人。至於克羅埃西亞,則是在民主聯盟(Croatian Democratic Union)領袖圖季曼(Franjo Tuđman)率領下,於1991年宣告脫離南斯拉夫獨立。被視為克羅埃西亞國父的圖季曼,同樣也在二戰期間服役於狄托手下。

圖季曼的父親與哥哥在二戰時遭「烏斯塔沙」逮捕,被送入集中營關押,他的弟弟則慘死於蓋世太保手中。家破人亡的經歷,讓圖季曼成為狄托手下的紅色游擊隊,堅決反抗納粹與「烏斯塔沙」。可是在德國投降之後,狄托對克羅埃西亞軍民的屠殺,乃至於打壓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的行為,都讓他與共產黨政權漸行漸遠。

為此圖季曼遭到逮捕,成為致力於推動克羅埃西亞獨立的南斯拉夫「反對人士」。狄托顧及他對建立南斯拉夫紅色政權的貢獻,沒有下令槍決圖季曼。後來圖季曼成功帶領克羅埃西亞獨立後,雖然下令實施「去狄托化」政策,但是對老長官狄托仍懷抱著好感。無論怎麼樣,兩人都是克羅埃西亞同胞,而且都曾在一個壕溝裡與「烏斯塔沙」奮戰。

何以圖季曼要堅決的「去狄托化」?楊光舜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把格局拉高到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的角度來看,基本上就是要因應來自塞爾維亞的武裝威脅。如同實施「去蔣化」的民進黨政府一樣,圖季曼實施「去狄托化」的目的就是要與塞爾維亞做區別。儘管主張「大塞爾維亞主義」的米洛塞維奇已經與狄托大相逕庭,但他仍以狄托繼承人自居來防止更多南斯拉夫加盟國獨立。

為了鞏固克羅埃西亞人的團結,圖季曼放鬆了過往自己對「烏斯塔沙」抱持的全面否定態度,號召左右兩派人士支持政府抵禦塞爾維亞。圖季曼的「統一戰線」,賦予了極右翼勢力壯大的土壤。圖季曼甚至與晚年的李登輝一樣,公開聲稱「烏斯塔沙」代表的不只是種族屠殺,同時還是克羅埃西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決心,徹底與老長官狄托分道揚鑣。

塞爾維亞最終沒有向克羅埃西亞發動統一戰爭,倒是大量「烏斯塔沙」的緬懷者,利用圖季曼的寬鬆政策一批又一批的加入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更何況在1991年到1995年塞爾維亞入侵克羅埃西亞的戰爭中,德國又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當中,最積極支持克羅埃西亞的。此一發展,更是讓克羅埃西亞的子民對祖先當年參加軸心國的歷史毫無罪惡感。

隨著圖季曼在1999年去世,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對極右翼民族主義人士的把關更是鬆懈。許多歌頌共產黨人抵禦法西斯的紀念碑與銅像,紛紛成為這些極右翼人士攻擊的目標。當塞爾維亞有人舉起「切特尼克」旗幟的時候,參加群眾運動的克羅埃西亞人則高舉「烏斯塔沙」旗幟。種種法西斯復辟的現象,讓美國與俄羅斯都對這個已經加入北約的巴爾幹小國深感憂慮。

為了化解來自美俄雙方的疑慮,時任克羅埃西亞總理的薩納德(Ivo Sanader)在2006年6月發表公開聲明,表示克羅埃西亞的立國之本是反對極端主義與種族主義。現任克羅埃西亞女總統季塔洛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因為來自民主聯盟的原因,同樣必須藉由與俄羅斯總統普丁交好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沒有法西斯的傾向。

只是直到今天,克羅埃西亞仍不像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立法約束人民發表否定納粹或「烏斯塔沙」暴行的言論。根據楊光舜提供的數據,今天克羅埃西亞境內仍有70%的人認為狄托是民族英雄,剩下30%否定狄托的國民當中勢必有相當數量的「烏斯塔沙」崇拜者存在。筆者也合理懷疑,「烏斯塔沙」的緬懷者是這一系列「去狄托化」運動的主要推手。

從狄托建國之初就造成50,000到25萬人死亡的事蹟來看,筆者並不否認這位「南斯拉夫之父」得到了不成比例的美化。相比起在去世前已經把台灣建設成亞洲四小龍之首的蔣中正,狄托建立的國家在自己死後不到10年的時間內就陷入血腥內戰。可見狄托的治國能力,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嚴重高估,事實上他遠不如蔣中正。

要否定狄托這個被西方左派,甚至於不少民進黨人高度肯定的共產黨人,筆者沒有太多意見。就算是要否定蔣中正的錯誤,其實也是每個中華民國國民的言論自由。但是有一點筆者要提醒,是不是否定狄托就必須要肯定「烏斯塔沙」?這是一個楊光舜沒有提及,但是歐洲國家卻非常關注的問題。必定否定極左,未必較代表要鼓吹極右。

同樣的問題,是今天台灣有許多人為了否定蔣中正,回頭去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甚至把太平洋戰爭當成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來看待。克羅埃西亞肯定「烏斯塔沙」的「覺青」與台灣緬懷殖民時代的「覺青」,在這方面是多麼的有志一同,充滿共識?似乎兩個國家的「轉型正義」,都是立基於對軸心國的肯定之上。

可目前的國際秩序,終究還是由當年打敗納粹與日本的同盟國,即美國、蘇聯、英國與中華民國四國所制訂下來。一切肯定軸心國的言行,都不可能為由二戰戰勝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接受。人人都不想要接受共產黨的統一或統治,但為了反共去認同希特勒的同路人,無論是台灣還是克羅埃西亞都只會更加的被國際社會孤立。

促轉會變無限期機關? 黨產會像西德終有止境追討?
2020-05-15 聯合報 記者王寓中、劉宛琳/台北報導

蔡英文總統五二○連任就職,行政院促轉會和黨產會將加速推動轉型正義及國民黨產追討工程。但台灣社會能因此走向和解還是對立,是威權復辟或和解共生,爭議恐將持續擴大。
黨產會過去四年已針對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黨產,進行地毯式清查及指標個案的行政處分,未來四年的重點在司法訴訟。大法官會議對不當黨產條例是否違憲的釋憲解釋,更是關鍵。
相關人士研判,在民進黨完全執政下,大法官釋憲已無法再拖延。
參與多項訴訟案的國民黨考紀會主委葉慶元說,促轉會和黨產會最為人詬病的是變成政黨清算鬥爭的工具,若要推動轉型正義,台灣也不能引用東德模式,而應以南非為師,公平行使公權力;在追求真相同時,最終要走向和解,而非永無止境的對立與再清算。
和黨產會不同的是,促轉會是行政院二級機關,高舉更崇高的促進轉型正義任務,對整體社會的影響更深且鉅。但從「張天欽事件」開始,從內部人事清算到路線的選擇,各界對促轉會的質疑更不曾間斷。
知情人士指出,除了楊翠代理主委一年的謬誤,促轉會雖然有「加一」的年限條款,但本質上是「限時機關」;如果「一」一直加上去,將成為無限期機關;且每延長一年就是上億元預算,這難道是台灣社會追求轉型正義要付出的代價及所有納稅人的共業嗎?
至於財產返還,相關人士表示,若一旦宣布當年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判決無效,並返還被害人被沒收的財產,那將引起莫大爭議,整個蔡政府能處理嗎?
西德追討前東德不當黨產十六年,終有止境;追到最後,要告訴其人民及社會的只有兩個字:「never again」。蔡政府的追產及討正義,若目標只有國民黨,且只有民進黨說了算,鞏固政權的算計恐是無止境的「again」;十年、廿年過去,台灣社會還要付出多少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