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議會選舉：當極右翼轉綠

當氣候變遷成為歐陸選民的首要關切，右翼政黨開始將綠色政策融入其種族－國族主義的視野。

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的柏林青年軍氣炸了。在上週歐洲議會的選舉前夕，氣候變遷是許多選民的首要關切，這個迅速崛起的德國政黨的領導階層卻選擇押寶，否認氣候變遷，最終該政黨成長有限，僅獲10.8%選票，與急升至第二大黨、得票率超過20%的綠黨相比，可說是表現欠佳。「柏林另類青年」（Young Alternative Berlin）主席埃克特（David Eckert）在公開信中呼籲高層「捨棄人類無法影響氣候的言論」，警告該黨面臨失去年輕選民的危機，氣候議題動員的民眾「比我們想像中的多。」

他們的擔憂是正確的。歐洲議會選舉的三個頭條新聞是：不算大獲全勝的極右翼勢力增長、中間派衰弱；另外就是歐洲綠黨獲得大幅支持，整體囊括9%多的歐洲議會席次。這是當前彼此對抗的勢力。儘管各國綠黨相異，籌組執政聯盟的紀錄也不相同，但是廣泛而言，綠黨承諾抵制右翼的排外仇視，此外各國綠黨也將攜手降低碳排放。除了政黨，關注氣候危機的歐洲人，通常是那些不願兜售反動國族主義的進步派。不過，一如年輕德國另類選擇黨黨員所望，情況將有所改變。

在美國，評估某位政治人物對於氣候變遷的立場，其方法看似簡單，而且完全與政治無關，即：你是否相信氣候變遷？考量採取改變所需的深度與廣度，這標準低得可怕。美國以外，氣候變遷否定說相對較少，情況也更為複雜。像是川普那樣直接否認氣候變遷的人，除了少數之外，在美國之外沒有掌握太多權力。在英國，政府內外也有許多氣候變遷否認者，但至少保守黨政府口頭上還會喊說要抑制碳排放，一如絕大部分（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嚴重挫敗的歐洲中間偏右派。

至今，歐洲極右翼政黨傾向質疑氣候科學不過是各地都有的小集團思想，或是根本不屑一顧。不過也有些人開始承認歐洲選民關心氣候。法國「國民聯盟」（RN，近日在勒龐的領導下改名。原為民族陣線［FN］）在歐洲議會選舉前夕宣布氣候變遷政策宣言。「邊界是環境最大的盟友」，年僅23歲的國民聯盟發言人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在四月時，於某份右翼報紙上如此表示。「救地球只能倚靠邊界。」勒龐本人則宣稱關心氣候本質上是國族主義的。她說那些「四處流浪」的人「不關心環境；他們沒有祖國。」

過去數月，勒龐的智囊團成員、評論家尤文（Hervé Juvin）聲稱「我們面臨的主要威脅，起源於環境崩壞」，並且認為該議題已成為歐洲政治的主要焦點。尤文的分析帶有某種反新自由主義的詮釋。2016年，他在摩爾多瓦（Moldova）那場議題廣泛的演說中，點名匈牙利經濟學者波蘭尼（Karl Polanyi）這位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中流砥柱，強調市場社會與「我們所熟知的自由體制」的終結，並且抨擊貪婪與全球化。一如勒龐，他疾呼國族地方主義以及回歸「屬於歐洲民族所有」的公有土地。他稱歐洲人是「在我們的土地上、我們的國家中土生土長的人民，擁有我們的傳統、我們的信仰，以及我們為之奮戰多次的共同利益，而且我們仍有能力再次戰鬥。」其他所有人則注定該死。

尤文呼籲創立一個為了「歐洲民族生存而團結」的「生命聯盟」，宣稱「歐洲是屬於歐洲人的土地」，並要追求一個只與願意承諾淨零排放之國家進行「零關稅貿易」的目標。不難看出勒龐為什麼與尤文相處愉快。國民聯盟與其前身「民族陣線」長久以來支持強而有力的福利國家，前提是嚴格遵守國族（時常更是明目張膽的種族－國族主義）邊界。

這種排他邏輯也影響部分中間左翼政黨。在丹麥，選民最重視氣候變遷，其次則是移民議題。將在下次全國選舉中與極右翼「人民黨」競爭的丹麥社民黨人，接受了染綠的仇外心理，承諾「永續未來」的同時，也提出更嚴格的移民管制。魅力十足的41歲黨領導人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很有可能在下月初成為首相；去年，她熱烈支持立法，主張對穆斯林移民為主的官方「貧民窟」採取更嚴格的規定，包括對他們犯下的罪行進行更嚴苛的判決。她把對移民的立場連結至氣候變遷：「丹麥與全球面臨真正艱難的處境。一個新的局勢。遷徙中的難民數達到新高」，她在本週寫道，「氣候變遷將迫使更多人搬遷。此外，到了約2050年時，非洲人口預計將增加一倍。」

左翼也在談論氣候變遷，幸好，遣詞不如丹麥社民黨那般大膽。如今，歐陸其他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比以往更注重環保。英國的工黨與西班牙執政黨社會主義工人黨（PSOE）都支持不同版本的綠色新政，「歐洲民主運動」（Diem25）也在各歐洲選舉中推動此框架。在西班牙，中間偏左的向左翼移動，並且因為結合廣泛進步的遠景與去碳化的計畫而在近來的全國及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成功。法國不同左翼政黨提出更強烈的氣候計畫，但是這些努力大部分都失敗了，因為那些關注氣候議題而投票的選民似乎支持綠黨。生產主義左派如果尚未完全失勢，其吸引力肯定也有所減少；它們推動碳量暴增的工業擴張。

幸運的是，在綠黨票數暴增的地方，例如英國、德國與法國，大部分的年輕人並不反動。但在那些極右翼努力觸及年輕世代的國家，Y世代（1980至1990年出生）與Z世代（1990至2000年出生）的極右支持者有增加的趨勢。在奧地利，極右翼「自由黨」是最受30歲以下選民歡迎的選擇。今年，勒龐的Y世代支持者更多。2013年起，一樣仇外的聯盟黨，支持的年輕選民增加了三倍。這些政黨中，不少會將Y世代成員送入歐洲議會，像是巴爾德拉或是32歲的比利時人范格里肯（Tom Van Grieken ，極右翼「弗拉芒利益黨」領導人），他們將為復甦的強硬右翼注入新血，後者絕大部分對氣候變遷的態度仍然矛盾。當氣候變遷成為歐陸的優先議題，更多政黨可以追隨國民聯盟的領導，提出如何對付氣候威脅的願景。在德國，年輕的柏林AfD成員建議全國黨員支持發展中國家一胎化政策，目的是「對付最嚴重的氣候問題：人口過剩。」

相較於幾乎僅是象徵意義的歐洲議會歷史，本週選舉的意義對未來各國選舉比較重要；特別是因為之前右翼在印度與澳洲大獲全勝；在那裡，各政黨持續廣泛爭辯氣候政治。氣候政策需要嚴格的管制與大量的國家投資，難以藉由小政府的新自由主義妙方，以及市場看不見的手的無所不知的計畫實力實現任何真誠的減碳計畫。然而，許多右翼民粹人士並非絕對的新自由主義者。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擁戴健全的社會安全網及保護主義式的貿易政策，承諾為歐洲白人捍衛福利國家，拒絕作奸犯科的外來者。歐洲極右翼政黨沒有健全或足夠的遠程計畫，訂定時間表來完成科學所需的淨零排放，但是曾經思考氣候危機的右翼至少端出了綱領：保護歐洲白人免於氣候崩潰的損害。種族主義右派兜售恐懼，而不斷上升的溫度足以令人畏懼。

氣候衝擊持續增強，沒有理由相信國際對此議題的關注，將自動帶來進步或是民主的政治。除了轉向右翼的年輕人，全歐洲左翼的疲弱表現（左翼的「歐洲聯合左派/北歐綠色左派」聯盟［GUE/NGL］得票數跌落至僅5%），令人質疑下一世代是必然是「天然左」的說法。目前綠黨充分利用氣候憂慮以及像是「未來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與「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等大型示威打造的氣勢，儘管他們的鐵票是具有生態意識的中產階級；此外，綠黨對於傳統經濟題也較為沈默（有時候左翼批評執政聯盟內的綠黨是擁有風電廠的新自由主義者）。支持綠黨的選票就是支持氣候行動及反對右翼，但是如果這樣的目標未能實現，這些選票將會游移他處。一如「歐洲民主運動」政策主任埃德勒（David Adler）本週於《國家》雜誌（The Nation）上表示：「歐洲正在上演一場爭奪氣候作為自身專業領域的鬥爭，綠黨目前獲勝。」然而，如果無法實踐綠色新政的轉型承諾，「來自更廣泛氣候運動的大批選民就將轉向，一如無法反對撙節的歐洲社民派，到頭來也將大難臨頭。」

綠黨顯然舒緩極右翼的竄升，這令人產生希望，但是極右翼的可觀席次，對綠黨成為歐洲政治光譜中的穩定力量帶來威脅。無論他們如何擁抱氣候修辭，沒有任何極右翼執政的國家能夠即時除碳，更可能破壞解決問題所需的大規模合作。麻煩的是如今我們正要經歷溫度上升攝氏一度，而右翼正在直接或間接地施展影響力，那些緊張的中間派則為了避免喪失選票基礎而採納仇外、排外的政策。

氣候變遷的可怕不在於颶風或熱浪本身的破壞力，而是社會選擇何種方式處理它。對於綠色新政，我們不只應該要求它承諾盡快降低排放，更要重新改寫如何回應氣候變遷的社會契約。我們會確保那些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流離失所的人們，能夠享有一個有尊嚴的優質生活，或是拒絕他們踏入邊界？隨著氣候變遷促成可能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潮，我們會殘酷執行誰（不）屬於我們的規定，或是建造一個張開雙臂歡迎新移民、具備豐富公共服務的強健社會？

氣候危機是打造二十一世紀政治的基礎。宣稱相信氣候變遷背後的科學，就像是驕傲地宣稱自己相信萬有引力那樣，僅是口惠而實不至——儘管對於許多美國民主黨人而言，如此宣稱仍能引發一片掌聲。仇外右翼正在抓住危機帶來的機會，以及承諾阻止世界末日的潛在政治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