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我們重新定義經濟的時刻

新冠病毒瞬間扭轉了我們集體的短視，現在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要比想像世界末日容易多了。但是貢獻這句格言的學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還是留給我們一個警告。他推斷說：我們越來越容易看到「試圖通過想像世界終結的方式來想像資本主義」，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終結的邏輯是一個末世的預言。

當疫情擴大流行，拆解了資本主義的邏輯，而且現存的政治體制更加力求保存它的同時，未來政治可能性岔入了新的領域。我們的回應能夠讓世界躍向更美好的未來。但是也同樣可能加速它崩毀的條件。

自從危機爆發之後，經濟崩潰的威脅成為了大西洋兩岸現存政治體制的首要焦慮。股票市場下滑，航空公司請求紓困，石油價格下跌到歷史性的低點。「感覺比2008年更糟。」歐巴馬（Barack Obama）高級經濟顧問之一的強森‧弗曼（Jason Furman）如是說。

這次的應變方案已經迅速地進入了「奧弗頓之窗」（Overton window）1。在美國，共和黨在提出社會安全方面會很快超過民主黨。川普已經暫停了驅逐和強制執行。這是歐巴馬在金融危機時期，即使有數百萬人被驅逐，仍舊拒絕支持的措施。在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承諾採取一切手段拯救遭受危機衝擊的公司，呼應了前歐洲中央銀行主席馬利歐‧達奇（Mario Draghi）以犧牲希臘經濟主權為代價，搶救歐洲的醜陋誓言。在英國，財政大臣李希‧蘇南克（Rishi Sunak）的振興方案，在短短幾天之內增加了兩次，條款也已經寫好了。「我們發現自己執行的大部分是柯賓（Jeremy Corbyn）2的計畫。」一位保守黨的官員說。

然而當染疫的人數攀升，一個社會應變方案的緊迫需要變得十分明顯。依據美國民意調查（SurveyUSA），至3月19日為止，有將近9%的美國工人因為病毒之故被解雇，有1/4工作時數被縮短。從有薪病假到醫療法案，租金以及信用卡支付，許多人將艱苦渡過延長隔離的時期。這是在美國的情況，在90%勞動力若非自僱自營，就是打零工的印度，即將到來的災難為何？十分難以想像。

這次的冠狀病毒疫情，似乎給重新界定遭到嚴重損壞的文明，設定了基礎。僅只是一個月前還被嘲諷為空想的觀念，亦即人民優先於利益，支持國家介入，強調全球團結的必要…現在正急速的形成新的共識。「習以為常的資本主義正走向死地，」澳大利亞資產管理公司麥克裘莉（Macquarie Asset Management）的資產管理分析師如此評論，他並且補充說：「我們正朝向更接近共產主義的某一些願景」。

如果這特異的聲明稍顯誇張，這個形勢對左翼而言，明顯地是一個時機成熟，但同樣是充滿危險的環境。在新自由主義的想像裡，它正是一個可以打破技術官僚的經濟治理規範，合理化支持國家干預的特殊時期。當這個時刻過去，舊時狀況地復辟不僅在預料之中，而且，由於危機的例外措施強化了體制的權力結構，它勢必將伴隨著新的活力捲土重來。從美國到英國，干涉主義者、右翼的國家機器會迎來一個以國家為主導的資本主義新紀元。一個大筆公共支出的計畫，只是為了挽救巨型企業，卻將工人棄於死地（這說法一點也不誇張），同時又不能解決大氣候與環境的災難。

當前左翼最緊迫的任務是，避免對危機的敘述拱手讓給右派，我們每天都活在危機之中；在資本主義之下，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堅持說：危機狀態不是例外而是常態。如果左翼的要求通常是導向於政治經濟權力的再平衡，這次危機應該更強化這個要求。而且，不是透過比賽誰能給被隔離的人提供最多的援助，而是透過每一個特殊領域的爭奪。

左翼的論點不應該是：為了回應危機的狀態，政治的改變是必要的，而是要指出危機是數十年來少數人騎在多數人頭上的體制本身所造成的。換句話說：左翼必須從一個反應（reaction）的模式，轉換成創新（invention）的模式，設計規劃出一個能帶領我們走出危機，並為「後資本主義」的未來埋下種子的應變方案。

朝向團結的政治

不難想見各國政府為容易受病毒感染的人提供必要援助的措施。西班牙已經徵用了所有的私人醫院，將它們交由地方的衛生當局管控。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等國家，已經實施支援小企業、獨立工人和失業人口的經濟與社會措施。美國為了抑制冠狀病毒疫情對尋常百姓的經濟衝擊，開始認真嚴肅的考慮「應急的全民基本收入」（emergency Universal Basic Income）。好幾個州的雜貨店工人，被歸類為「危險工人」（emergency workers）而獲得類似嬰兒照護的福利。我們可以期待類似的政策在全球出現。

然而，這些舉措，並沒有預示一個進步的未來。它們反而呈現了一個結構性失能的體制，無法處理它們面臨的災難。這些措施旨在填平就業、住宅、健康照護的提供，後勤補給線，股票價格……的鴻溝，絲毫沒有糾正造成危機的背後原因。換句話說：那只是試圖糾正市場失靈的政策──並未超脫以市場為根據的經濟限制。

正如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在《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所寫的：資本主義對土地與勞動力的市場化，使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原則脫節。但是就像新冠病毒充分證明的那樣，社會不能僅靠市場來調節。在全球化瘋狂的追逐總體速度之下，已經使勞動力、商品、資訊，以及資本的流動凌駕於工人與環境的福祉。當有錢人登上它們的私家飛機，以及跨國公司的執行長們不斷地拖延病毒疫情的救濟法案時，那些被隔離在家的民眾，只能在陽台上看著自己所處的世界。

事實上，關注那些在疫情大流行時，任憑風吹雨打，沒有社會支援、無家可歸，沒有證件的黑戶，或者難民、移住人口，被政治回應排除在外的人群，可以從中汲取很多的教訓。當歐盟關閉了邊境，就讓在列斯伏斯島（Lesbos）的難民注定要陷入不可確知的命運。因為他們被侷限在衛生條件低劣的營帳之內，只要有一個新冠病毒的感染病例，就必定會引發一連串無法控制的死亡。在義大利，當遮風擋雨的住所被封閉，無家可歸的人因為流落在戶外被罰款，並且被確診為感染病毒。疫情大流行，必要物資的平等取得與普遍流行的，確保少數人財富的政治意識形態之間，造成顯而易見的嚴重衝突。

因此，左翼的回應，必須掀開造成病毒擴散以及致命傷亡的全球不平等結構。從徵集特殊時期；擴大公共支出的財政範圍，擴大社會安全網路，以及團結要求的應變方案開始，進而朝向兼顧公平正義與可以永續的復甦邁進。當我們開始走出隔離狀態，壓力最大的衝擊將出現在人民身上。失業好幾個月，多數人必將艱辛度日，儘管在有著牢固社會安全網絡的國家的百姓也是如此。但是，如果疫情大流行，強化了資本馴服工人的能力，我們的應對，不應該只是削弱剝削的機制，而是必須重擊他的核心──也就是永遠根除工作對我們生活的束縛。

快速的增加自動化和工業的機器人化，為這個進程增添了動力。自動化的取代已經對數百萬的工作產生威脅，而且在新冠病毒之後，威脅有增無減。中國公司爭先恐後的用自動化取代被隔離的工人，其他國家毫無疑問地也會有樣學樣。

復工之後，首先要爭取的應該是逐漸地恢復每週工作日。當隔離結束，工人必須迫使工時徹底縮短，最好是朝每週工作四天，但不減少工資的方向推進。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證明每週工作四天，不但能夠增加生產力和幸福感，而且國家最終會發現擁有快樂的人民和活力更加充沛的經濟。藉著減少基礎設施的使用和不必要的旅遊，也會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但是，就像尼克‧薛尼切克（Nick Srnicek）和阿歷克斯‧威廉斯（Alex Williams）在他們的書《發明未來》（Inventing the Future）強調的，最重要的福利是結構性的。工時的縮短增強了工人和工會的談判力量，在反抗有國家做靠山的資本主義壟斷聯盟時，爭取縮短每週工作日可以做為主要的防禦工事。

當政客們跨越黨派，一致承認財政安全網絡的重要，類似全民基本收入（UBI）這種先前制定的計畫，就變成長期執行的方案。存在於UBI背後的原理是，它爭回了約束限制工資勞動者的權力，使得人們能夠自由選擇報酬較那些高薪人員更優渥的職業。當時候到了，它就必然會引發縮短每週工作的要求。然而，就如同我們的運動主張，普遍的基本分紅（Universal Basic Dividend，UBD），則提供了比UBI更為進步的途徑。UBD可以保障我們享有在參與創新和技術進步時創造出來的福利份額。UBD的資金應該由每一家從技術改變而獲利的公司提供。因為，在疫情爆發時，勞動的勤奮，相對而言並沒有多大的改變。

勞工談判力量的增強，也會引起其他的各種需求。在親眼目睹新冠病毒逼使國家機器為不斷增加的免疫力弱的人群，保存穩定安全的檢測、治療、收容處所的時候，左翼必須集結組織的力量，贊同這種福利措施，但是要認定這乃是基本人權，而非恩賜！這些福利措施絕對不能在國家邊境止步。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清楚的表明，只要有像美國這種健康照護體系不發達，對市民健康照護最起碼的標準都無法保障的國家存在，我們就不能安然渡過疫情大流行的關卡。因此，左翼必須團結在全球照護標準周圍，獻身國際，要求每個國家捐出一定百分比的GDP，以做為教育、住宅、健康照護……等社會基礎設施之需。比較富有的國家可以奉獻更多的數額，藉以彌補殖民主義以及劫掠自南方國家的經濟榨取等劣跡。這些基金可以從削減軍事開銷，以及撤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金而增添。這樣做還可以促進全球的和平與繁榮。

最後，此項應變方案必須是「綠色」的。要謹記，我們此刻仍處在氣候與環境的危機之中，地力衰竭、冰冠融解、海洋增溫，大量物種滅絕，不斷地威脅我們的未來。再加上嚴重的空氣汙染，加速了新冠病毒疫情的擴散和致命性。平等的相互扶持和社會的永續，在健康照護的領域和生態領域要有同等的呈現。隨著疫情的大流行，氣候和環境的崩壞，首先遭到衝擊的是最窮困和免疫力最脆弱的人群。取代因為新冠病毒而消失的行業，必須要能修復而非耗損我們的自然世界。易言之，在疫情大流行的時期，有必要快速的提出類似「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那樣的計劃，把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和經濟復甦緊密的結合在一塊。但是要讓這樣的原則在生活中實現，左翼必須在隔離期間或之後，開創新型態的組織和動員。

建構革命

左翼的組織動員以及為回應這次危機的戰鬥，將決定未來十年的政治版圖。然而疫情大流行卻有一種內在矛盾。也就是說，縱使疫情大流行開啟了新的政治場域，病毒也要求「社交距離」，這就讓需要依靠社會聚集的組織動員完全不可能進行。但是舊有的交往場所，諸如：酒吧、大學，以及公共空間消失時，一種新的場域出現了。

「陽台」（balconies）在整個歐洲已經變成社會、政治、文化參與的場域。從鄰居一起運動的空間，發生了團結或反抗的行動。在那裏一起聆賞音樂，陽台就像是蘇維埃廚房（Soviet kitchens）3能夠成為議論政治以及社會抵抗的論壇。

變革再造的抵抗行動，透過數位科技的增殖（proliferation），更有可能延伸範圍，產生影響。我們可以設想，在隔離時期各種數位罷工與抗議，例如社群媒體的放假，在剝奪平台經濟收入的同時，切斷廢氣的排放。大眾拒繳信用卡或公共設施服務的費用，乃至阻斷經濟活動的駭客主義（Hacktivism）4實驗……等等。這些行動可以延緩壟斷勢力在危機期間的聯盟。但是要實現長期的改變，必須同步重新設想一個在危機之後必然要出現的世界。

對被隔離的左翼而言，這回應必須是反霸權的計劃之一。當我們步入社會的冬眠期，伴著筆電、書籍還有焦慮在家隔離，我們必須圍繞著政策應對措施團結起來，並且在隔離的另外一端準備為它戰鬥。這任務不只屬於研究者、智庫和公共知識分子。正如伊朗衛生部副部長所言，「病毒是民主的，但是我們的應對卻不是，滋生它的條件也不是」。每一個第一線的社區，其中像是之前被伊波拉病毒（Ebola）襲擊過的地方，或者承受了毀滅性的氣候災難，或者從可預防的疾病中不斷的枉然死去。這就充分說明了這次危機不是什麼異常狀態，而是一種虧欠！他們的聲音一定要形成我們政治回應的樣貌，而且他們的憤怒必定會給政治的改變提供生猛的動力。

在社會隔離期間的此時此地，可以好好運用網路化的社會生活。數位化的組織克服了地域和能力的侷限，把多元的聲音帶入同一個時空。讓我們可以在不同的層次進行組織，用既關注地方又超越地域限制的理想觀念，將社區組織連結在一起。這種在陽台、走廊、窗邊的新興的社會交往形式，同樣能夠導致數位公共空間的建立。在澳洲，「爭取未來的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已經啟動了「鄰居的挑戰」（Neighbor Challenge）計畫，號召積極人士召集他們的近鄰，在數位空間集會。這樣的架構創造了地區高度團結的網絡，在參與同棟建築或同一街巷居民的討論中，將日常關注的議題和全球的政治結構鏈結在一起。要清楚的看到，這種公共政治教育的空間，能夠變成新敘事出現的場域。

一個組織良好的數位討論，也能夠給那些被街頭抗議的力道所排除的人一個平台。因為在街頭抗議的場合總是由舞台、聲量最大的團體或個人為主導。數位集會可以跨部門、跨世代、跨國界。透過將人民凝聚在新共識的四周，讓他們能夠在疫情大流行的另外一端，栽下民主的政治轉變的種苗。並且帶領他們聚集在一起，設計規劃能夠即刻表達我們憤怒的行動和罷工。

當隔離結束，我們會發現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衰朽，如果它們還沒有爛壞的話。但目前還不到鬆懈的時候！而且，改良主義者僅僅呼籲救濟的要求，是遠遠不夠的。「回歸正常」的承諾，揭露了政治體制令人絕望的天真。我們究竟要回到什麼樣的「常態」呢？保守黨和右翼政客早已經背叛了他們關於有限的政治可能性的虛假聲明。

「危機」這個詞，就它歷史性的用法而言，標示了在疫病時期的轉折點，一個若非導致全面復甦，否則就步入死境的不可逆的關鍵時刻。新冠病毒在一個十年正要開始的時候降臨，意味著我們要徹底改造經濟體制，以便減緩氣候與環境崩潰的最後機會。換句話說：這是我們展望資本主義終結，建構根除它的戰略，以及將人類置於朝向正義與團結之途的一次出擊。今天，我們就必須動身！

• 1. 【譯註】奧弗頓之窗，由美國政治學者約瑟夫‧奧弗頓提出的政治理論。意指新公共政策的提出與推動，需要在一個公共輿論框架的討論中，使該政策趨向可以接受的範圍，而非透過政治人物的個人偏好。
• 2. 【譯註】傑瑞米‧柯賓（1949－），英國工黨第25任黨魁，亦是一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從政期間不斷地提出公共設施國有化、大學免學費、裁減軍備等政策；同時也是許多反戰組織、社會主義團體的成員。其左派行徑使媒體財新網（CaiXin）將其譽為「倫敦區的卡斯楚」。
• 3. 【譯註】蘇維埃廚房，為1917年蘇聯建立後，為解放女性在廚房的勞動所設立的公共食堂，類似於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概念。關於蘇維埃廚房設立過程的演變，可參見：https://geohistory.today/soviet-kitchen/。
• 4. 【譯註】駭客主義，是在網際網路環境中，利用電腦技術與政府抗衡的活動，是一種網路激進主義（Internet activism）。主要行動目的多與言論自由、人權保護有關。詳細內容與知名駭客活動，請參閱：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cktiv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