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茲基金會的慈善資本主義如何製造非洲的「綠色革命」?

2021/05/14

【編按】很多人認為「綠色革命」就是農業技術改良的代名詞,是一個中性的、甚至是具有正能量的名詞。有些人還認為,如果有人膽敢批評綠色革命,那肯定是腦子進水了。其實,「綠色革命」是冷戰時期為對抗社會主義而誕生的工具。1968年,正當全球左翼運動和社會主義建設如火如荼、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推動農業科學實踐進步之際,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USAID)威廉·高德(William S. Gaud)發明了「綠色革命」,用來指稱發生在20世紀50、60年代的一種農業生產技術改革活動,這個改革活動在發展中國家進行,主要由洛克斐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支持。其核心是培育和推廣高產糧食作物,大面積地使用化肥、農藥和農業機械,加強灌溉與管理,提高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而達到滿足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

「綠色革命」是美國冷戰計劃的一部分,在以高德為代表的官員們看來,充足的糧食供應緩解了發展中國家日益深重的社會危機,防止了共產主義「紅色革命」的爆發,因而可以稱為「綠色革命」。

本文講述蓋茲基金會如何通過發展「慈善資本主義」,幫助農業資本(尤其是基因改造公司)打入非洲,再開闢綠色革命新天地,又遭打臉的故事。

原文刊載於「人民食物主權論壇」微信公眾號,授權苦勞網刊登。

蓋茲基金會通過發展慈善資本主義,在非洲推動綠色革命。(圖片來源:https://grrrgraphics.com)

前言

非洲人口和面積僅次於亞洲,居世界第二。這裡是自然生物多樣性的寶庫,滋養了全球四分之一的生物物種,擁有包括從紅樹林到沙漠、從地中海樹林到熱帶森林、從溫帶到亞熱帶的山地和草原,甚至冰封的雪山在內的多種地形。非洲人民食用的主食多達30多種,包括稻米、高粱、小米、大麥、扁豆、蕃薯、香蕉、木薯等。目前,非洲大陸還擁有全世界60%的可開發耕地,這足以讓跨國農業資本虎視眈眈。2013年世界銀行的一份報告聲稱:「投資的良機已經到來。非洲是厚臉皮的農業資本家應爭奪的處女地。」

非洲農業以小農生產模式為主,生產非洲大陸糧食消費的70%。農民擁有多年的生態農業經驗,建立了種子交換網路,從事著因地制宜、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耕作。但是,在過去二十年,這種傳統農業體系正受到一股日益強大的力量衝擊。其中的主要推手為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下簡稱蓋茲基金會),他們採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ub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方式,在非洲推動綠色革命

本文指出,儘管蓋茲基金會打著「慈善」的旗號,但這不代表他們的行動與資本謀利脫鉤。相反,綠色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如孟山都這樣的跨國公司推銷「改良」種子和農藥化肥,甚至把基因改造引入非洲。但蓋茲所披的「慈善」外衣沒有矇騙到非洲人民,眾多農民組織正行動起來,重建生態農業、爭取食物主權,反對跨國資本踐踏非洲生態多樣性!

與蓋茨基金會有合作關係的機構,其中有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圖片來源:綠色聯盟監察)

非洲綠色革命的虛假承諾

蓋茲基金會成立於2000年,其宣稱的目標是改善全球健康狀況及消除極端貧困。2006年,蓋茲基金會與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合作籌建了非洲地區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GRA,以下簡稱綠色聯盟),並通過該組織來執行蓋茲基金會在非洲的主要工作。在綠色聯盟剛成立不久,就發生了席捲全球的糧食危機(2007至08年),使得綠色聯盟更堅定決心來推動非洲的綠色革命。

到目前為止,綠色聯盟已經挹注了10億美元的資金,同時要求13個參與項目國家的政府每年必須投入10億美元的補貼幫助農民購買綠色革命種子和化肥。綠色聯盟官方宣傳的目的是使農民擺脫有限技術(limited technology)與低產的束縛,實現非洲農業的「現代化」轉型

與二十世紀60至70年代的綠色革命相似,蓋茲基金會也打著增產減貧的口好來推動「非洲的綠色革命」。但非洲的綠色革命與之前印度綠色革命很重要的區別在於:印度的雜交種子是公共財產,但蓋茲基金會所支持的則是需要收費的專利種子。 

2006年成立之初,綠色聯盟便誇下海口要在2020年使3,000萬小農戶的作物產量和收入翻倍,並使20個非洲國家的糧食不安全威脅減半。然而,在計劃實施的第14年,該組織卻在未給出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於2020年6月將這些目標從官網上刪除。由於綠色聯盟拒絕公開其項目效果的數據,美國塔夫茨大學的農業專家蒂姆斯·懷斯(Timothy Wise)通過蒐集公開數據,對項目作出了客觀的評估。2020年6月,德國盧森堡基金會及多家非洲農業組織聯合發表報告,直指綠色聯盟所做的是「虛假的承諾」。他們的主要發現如下:

  1. 迄今為止,基本上沒有關於小農收入顯著增長或糧食安全得到保障的證據。相反,在其推動工作的國家,陷入飢餓的人口反而增長了30%。
  2. 幾乎沒有證據能證明農業生產率有任何顯著提高。就主食而言,十多年來,在綠色革命推動下的國家平均單產僅增長了18%,而在推動之前的年增長率已達17%。即使對於綠色革命大力推廣的玉米而言,單產增長率僅為29%,與其承諾的100%增長目標相距甚遠。
  3. 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導致越來越多的土地用於種植新品種作物。比如:農民棄種營養價值更高、更適應氣候變化的小米、高粱等傳統作物,而轉種「高產」玉米。
  4. 綠色革命並沒有給予小農生產的選擇權。如在坦尚尼亞,項目資助的小農要承諾不進行混作種植。據參與綠色聯盟項目的13個國家數據顯示,由於農民被要求轉種玉米,導緻小米產量下跌24%,根莖類作物的產量下降7%。
  5. 單一種植模式對環境破壞嚴重,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土地酸化。

前聯合國糧農組織經濟和社會發展部助理幹事吉莫·桑德拉姆(Jomo Kawam Sundaram)指出,非洲綠色革命犯了根本性的錯誤,就是把營養等同於卡路里的攝入,而沒有考慮到食物多樣性所創造的營養價值。盧安達在綠色聯盟的推動下,玉米產量達到之前的四倍,但代價是農民被迫棄種高粱和蕃薯。因此,儘管盧安達的人均卡路里已經達到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最低標準2,100,可是由於糧食分配不均以及食物單一化,從2006年以來,營養不良的人口上漲了41%。 

雖然非洲綠色革命沒有實現解決溫飽的承諾,但是農資企業已經大獲漁利。僅在頭三年的營運時間,即2007到2010年,農資企業銷售了1.1萬噸種子和1.8萬噸化肥,銷量較之前增長了85%

非洲多樣性中心在2016年反孟山都遊行中使用海報,文字內容為「反對騙人的耐旱轉基因!」(圖片來源:sedfreedom.info)

基因改造推廣受阻

推廣雜交種子和農藥化肥只是非洲綠色革命的第一步,其更遠大的目標在於推廣基因改造,但由於種子水土不服,再加上民間團體的反對,基因改造在非洲的推廣發展緩慢。到目前為止,非洲僅有三個國家批准基因改造作物的商業種植,包括南非、蘇丹和奈及利亞。

世界上第一個商業種植的基因改造作物在1996年上市,是孟山都公司研發的抗草甘膦大豆。很快,生物科技公司就瞄準了非洲這塊寶地。南非由於之前殖民地時期白人佔據的大型農場較多,成為非洲最早引進基因改造的國家。1998年,南非開始種植基因改造棉花,隨後又引入基因改造玉米和大豆。目前南非是世界十大基因改造種植國之一,2018年的基因改造種植面積達270萬畝,94%的玉米地種的是基因改造品種,然而,玉米卡路里含量雖較高,但與許多其他主糧比起來,綜合營養價值卻偏低,甚至容易引發肥胖症。目前,南非仍有46%的人口無法解決糧食安全,每五名兒童就有一人營養不良。蘇丹從2012年開始種植基因改造棉花,但目前沒有擴展其他基因改造作物種植。

但是第一代的基因改造作物在開發時考慮的是美國大農場的種植模式,因此在非洲的適應性並不是很好。布吉納法索的小農種植基因改造棉花八年後,種子專利持有者孟山都公司大發其財,而棉花卻因纖維短、產量低,棉農收入遞減,於是政府宣布從2018年開始棄種基因改造棉種,回歸常規棉種種植。

鑑於第一代基因改造抗蟲棉花和抗蟲玉米沒有得到大規模推廣,生技公司開始研發第二代更適應非洲本地環境的基因改造作物,包括烏干達的抗枯萎、強化維生素A的基因改造香蕉、奈及利亞的基因改造抗蟲豇豆(已於2019年批准商業化種植),以及耐旱(DT)基因改造玉米。1

耐旱基因改造玉米屬於「非洲節水玉米項目」(WEMA)的一部分,於2008年在烏干達啟動,主要目的是在撒哈拉以南的五個國家(肯亞、莫三比克、南非、坦尚尼亞和烏干達)研究推廣常規的雜交抗旱玉米以及基因改造耐旱玉米品種。

非洲節水玉米項目是一個典型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工程」(PPP)項目。蓋茲基金會是主要的推手,已經為該項目投入了8,500萬美元。企業的參與者包括「捐贈」DT(MON87460)玉米基因的孟山都公司。民間和政府團體則包括:國際玉米小麥改良中心(CIMMYT)以及五個參與國的農科所。

據美國農業部2019年的報告顯示,耐旱玉米在產量和農藝性狀的表現較差。南非已於2018年10月拒絕了孟山都公司申請商業種植三重堆放基因改造耐旱玉米(Mon87460 x Mon 89034 x NK603),原因是DT玉米與常規品種相比並沒有優勢。2018年11月,坦尚尼亞政府也下令暫停DT玉米的田間試驗,並將試驗用品銷毀。

DT玉米的失敗暴露了基因改造技術背後簡化論思維的惡果。基因改造技術只對單個或少數基因進行遺傳修飾,但是植物耐旱性的產生需要許多基因同時運作,更不用說基因本身以及基因和外部環境之間都存在著複雜的關係。美國農業部報告強調了這一點,指出了DT玉米發展面臨的兩大挑戰。首先,玉米經歷了對乾旱的複雜生理反應,根據乾旱的時間,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而變化。這些反應不受單個基因控制,因此遺傳修飾一個基因或少量基因可能不會使玉米產生耐旱性。其次,報告指出,乾旱脅迫對玉米植株的影響可能不一定與熱脅迫相同。2

非洲綠色革命聯盟及其資助的節水玉米項目以PPP的方式運營,之所以要採取這種運營方式,一方面是為了幫助企業減少「投資風險」,因為很明顯,農民已經建立起穩定的種子保存網絡,因此對專利種子的需求很低。另一方面,PPP方式更可以鼓勵NGO和接受資助的機構遊說政府給予種子公司知識產權保護,同時說服農民要放棄他們的傳統作物,而轉種商業化的專利種子

蓋茲基金會的這種做法被稱為「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即市場導向的慈善行為。慈善資本主義的提倡者通常希望能從社會公共服務的投資中獲得直接或間接好處,慈善因此成為企業掌控的獲利工具。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凌希·麥克果伊(Linsey McGoey)在《天下沒有免費的禮物》的書中揭露蓋茲基金會,指出蓋茲基金會所推動的「發展」項目,實際上推行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為外國公司入駐非洲市場打開大門。「捐贈更多實際是為了獲利更多」。

非洲基因改造的推廣受阻主要原因還是民眾的大力反對。目前,非洲國家出口大量農產品到歐洲,因此許多政府擔心一旦開放基因改造,會對食品出口帶來影響。而民間力量則發出更多的反對聲音,如非洲食物主權聯盟(Alliance for Food Sovereignty in Africa)——一個推廣生態農業和食物主權的組織、會員覆蓋非洲55個國家——直指基因改造為「新殖民主義種子」。近年來,該機構通過大力推廣輪作種植以及水稻強化栽培等生態種植方式,反對基因改造

麥克果伊的著作《天下沒有免費的禮物》。(圖片來源:versobooks.com)

種子資源的生物剽竊

接下來我們分析PPP項目是如何推動種子的知識產權化,蓋茲基金會在幫助孟山都等基因改造公司實行生物剽竊(biopiracy)方面扮演什麼角色?

種子公司在育種的時候一方面因追求特定的性狀並搶占市場,而導致該作物的基因庫(gene pool)萎縮,但另一方面,為了防止種質退化,種子公司還需要不斷讓商業化種子與「野生」或「遠緣」品系進行雜交育種,這又需要一個多樣性豐富的基因庫。

非洲綠色聯盟的做法常常被指控為「生物剽竊」,他們從非洲大陸獲得多種種子基因資源,但沒有將利潤回饋非洲人民。雖然《糧食和農業植物遺傳資源國際條約》(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對農民保存、繁殖和交換種子的權力進行了保護,但綠色聯盟卻無視國際條約以及農民的種子權益。比如孟山都等基因改造公司剽竊了非洲農民培育的幾千種高粱和小米種子,隨即通過知識產權將種子私有化,但農民從來沒有分享到任何專利費。

更嚴重的是,綠色聯盟長期推廣的雜交種子,破壞了農民長久以來建立的種子保存網絡。在非洲傳統糧食作物中,80%的種子是由農民間相互交換得來,無需花錢購買,這不僅是因為農民沒有經濟能力購買種子,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的本地種子經過幾世紀培育與繁殖,較綠色聯盟推廣的雜交種子,品種更豐富,價值更高。對此,美國北亞利桑那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卡羅·湯普森(Carol B. Thompson)認為,綠色聯盟推廣的工業化農業(雜交種子以及配套肥料農藥),忽視了當地小農的自主性,即本地種子繁殖、共享和交換。農民無法再保存和再種植,只能每一年都到種子的「主人」那裡去購買。3

綠色聯盟更積極推動國家立法,認為只有設立種子專利保護權才能讓種子公司更積極地去研發「改良」種子。2012年,美國主辦的八大工業國集團(G8)高峰會創建了「非洲糧食安全與營養新聯盟」(NAFSN),宣稱目標是2022年讓撒哈拉以南非洲5,000萬人口脫貧。參與聯盟的十個非洲國家將得到從八國集團以及孟山都等公司資助的10億美元經費,但前提是必須修改種子法和土地法以利於投資者進入。在《植物品種保護法》(plant variety protection,簡稱PVP)的框架下,迦納政府擬定了新的「育種者權益保護法」,保護種子公司的專利。如果農民非法使用專利種子,如自行繁育種子或者與鄰居交換種子,將會面臨罰款甚至最高兩年的監禁。加納當地的農民組織稱這個法律為「孟山都法案」,因為很明顯,種子法的修訂是為了未來開放輸入基因改造種子。自2014年法律草案出台後,農民組織不斷進行抗爭,但是該法終於在2020年11月正式通過

馬利的婦女組織了種子交換網絡。(圖片來源:www.grain.org)

「康乃爾科學聯盟」的輿論造勢

加納通過PVP的消息,被一個名為「康乃爾科學聯盟」(Cornell Alliance for Science,以下簡稱科學聯盟)的網站大肆宣傳,其中一篇題為〈新法律使加納種子研究者更有動力研發新品種〉的文章宣稱,非洲已經有包括肯亞、摩洛哥、南非和坦尚尼亞等在內的十個國家通過了PVP。這篇文章的作者約瑟夫·加克普(Joseph Opoku Gakpo)是一名來自加納的記者,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康乃爾科學聯盟旗下的研究員。

康乃爾科學聯盟由蓋茲基金會與康乃爾大學農業與生命科學學院在2014年合作成立,蓋茲基金會捐贈了560萬美元啟動經費。據位於美國西雅圖「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監察」(AGRA Watch)報導,科學聯盟的目的一方面是引導和操控輿論,另一方面是培育新一代的意見領袖

像加克普這樣的意見領袖主要通過科學聯盟的「全球領導力研究員項目」招募而來。該項目每年從非洲國家招收20-30名研究員參加為期12週的培訓。在2019年,非裔研究員佔60.6%。他們所屬行業分別為新聞/傳媒(20%)、農業/科研政策(25%)、農業創業性/個人企業(20%)、政府(15%)和高等教育(20%)。其中多屆項目研究員都來自於三家科研機構: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IFPRI),烏干達馬凱雷雷大學和坦尚尼亞索科因農業大學。對科學聯盟而言,項目成員的隸屬行業對於其擴大影響力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例如,大學可以把專業知識轉化為地方化的知識,由此改變當地人的觀點和想法,而政府組織則在改變決策者的立場以及引導政策用語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科學聯盟巧妙地借助康乃爾大學的國際聲譽以獲取「科學中立性」(scientific neutrality),即科學目的不受社會價值觀念約束。同時,該項目直接通過許多年輕非裔研究員之口來傳達信息,從而掩蓋了蓋茲基金會與相關生物技術產業的合作關係。從傳播學角度來說,這是科學聯盟一項重要的「營銷策略」。因為比起行業信息,大眾更容易相信來獨立科學家或研究人員的闡述。

科學聯盟首批研究員包括2015級的納西卜·穆格瓦尼亞(Nassib Mugwanya),他有農學背景,之前在蓋茲基金會資助的烏干達國家農業研究所(NARO)下的生物科學信息中心工作。穆格瓦尼亞成為康乃爾項目研究員之後,利用所學的輿論製造方法,大力為基因改造搖旗吶喊。2018年穆格瓦尼亞離開生物科學信息中心,加入「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該智庫以氣候變遷懷疑論,批判環境運動以及詆毀可再生資源而聞名。2019年2月,穆格瓦尼亞發表了文章,題為《生態農業之後:為什麼傳統農業實踐無法改造非洲農業?》,隨即被科學聯盟網站轉載,並且迅速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傳播。

文章把生態農業歸為導致非洲貧困的罪魁禍首,並從幾個方面詆毀生態農業。

第一:他的文章批評生態農業「將食物生產回歸人工體力勞動」,並且使農民「束縛在土地上,困頓於貧苦中。」他把生態農業當做靜態的、技術有限的的農業實踐,無視生態農業是一個動態的、跨學科的科學和實踐。

第二:生態農業是被非洲以外的勢力強加給非洲農民的。穆格瓦尼亞聲稱非洲的生態農業倡導運動「披著反殖民主義的外衣,這些NGO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來自西方發達國家」。然而,他這種拙劣說辭把國際等同於西方,無視生態農業得到了包括全球2億多農民參加的、以亞非拉為主體的國際農民運動組織「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的支持。農民之路在非洲18個國家有分支機構。單單在馬利,其成員組織——全國農民協調組織(CNOP)就對約1.5萬名農民進行了生態農業的培訓。這些組織不是科學聯盟所熟悉的受西方利益影響的一線組織,而是進行著長期鬥爭和反抗的群眾運動組織。而對於蓋茲基金會所支持新殖民主義,穆格瓦尼亞緘口不談。

上述案例表明,康乃爾科學聯盟是另一個PPP項目,其本質是由蓋茲基金會的公關喉舌,通過污衊生態農業,為基因改造的大舉入侵非洲鋪平道路。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綠色革命根本無法拯救非洲,卻只會加劇飢餓和貧窮,而生態農業才是真正的出路。

穆格瓦尼亞文章的截圖。(圖片來源:突破研究所網站)

非洲人民的選擇:邁向食物主權的生態農業

面對農業資本對生態農業的污名化,許多組織開始重新奪回對生態農業的話語權。2007年「農民之路」號召500多個農民團體參加了在馬利尼也勒尼(Nyeleni)舉辦的「國際食物主權論壇」,發表了《尼也勒尼宣言》,呼籲為食物主權而鬥爭。「所有的人民、民族和國家能夠決定食物生產製度和政策,為每一個人提供良好、充足、健康、吃得起和符合本地文化習慣的食物。」

2015年2月農民之路再次在尼也勒尼召開「國際生態農業論壇」。會後的宣言重申生態農業的運動面向。生態農業是一個鬥爭的場所,目的是反抗資本把生命作為增殖的手段。「我們必須把對種子、生物多樣性、土地、水、知識、文化和公地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養活世界的勞動人民手中。」

近年來,生態農業與食物主權運動相結合,已經成為對抗綠色革命的主要陣地。2004年,COPAGEN(保護非洲農業基因遺產中心)在象牙海岸成立,主要任務為動員農民群體反對企業的生物剽竊、基因改造推廣和土地侵占。自2018年以來,共有69個組織加入了西非生態農業聯盟(Alliance for Agroecology in West Africa)(簡稱3AO),他們強調農民組織所產生的力量,常常引用的一句俗語為,「個人行動走得快,集體行動走得遠。」農民之路下的津巴布韋有機小農論壇(ZIMSOFF)則組建了一個生態農業學校,在2016年,學校組織了來自莫桑比克的多個農戶,商討如何應對政府關於留種的立法定罪

今年,在民間團體的推動下,坦尚尼亞政府決定暫停基因改造抗蟲木薯的田間實驗以及蓋茲基金會資助的基因改造節水玉米實驗。非洲生物多樣性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指出,基因改造木薯宣稱可以對抗草地貪夜蛾,但是這種蟲害之所以氾濫,是因為之前推廣的基因改造抗蟲玉米破壞了生態系統的平衡。因此解決辦法應是全面禁止基因改造,而不是繼續推廣基因改造。同時,坦尚尼亞政府也決定全面禁止輸入進口的基因改造種子,並撥款755萬美元來保護本土種子。在加納,食物主權運動的開展使得政府承諾在2019至20年把稻米進口量減少50%,並於2022年全面停止進口,其他農作物如番茄的進口也將大幅削減。

非洲人民已經意識到,只有團結起來,發展生態農業,維護食物主權,才能真正對抗蓋茲基金會的「慈善資本主義」!

農民之路紀念尼也勒尼通訊創刊十週年的海報。文字為:播下鬥爭和反抗的種子、培育我們的權力!(圖片來源:https://viacampesina.org/)

  • 1. Schnurr, Matthew. 2019. Africa's Gene Revolution: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and the Future of African Agriculture.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2. cagj.org/2019/05/failure-of-monsantos-drought-tolerant-maize-pushed-on-africa-confirmed-in-us/;acbio.org.za/water-efficient-maize-africa-wema-project-real-or-false-solution-climate-change
  • 3.  Thompson, Carol, B. 2012. 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GRA): Advancing the Theft of African Genetic Wealth.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9 (132): 34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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