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今日(5/30)任期屆滿熄燈拆牌,左翼聯盟與多位白色恐怖政治犯受難者趕在最後一天赴促轉會召開記者會,呼籲未來應進一步平反解嚴後遭司法整肅的社運工作者。
1989 年,高雄前鎮加工出口區的安強、十全美兩間鞋廠,由於僱主惡性關廠,積欠工資且未發資遣費、退休金,工運人士顏坤泉當年帶領工人北上至勞委會(現勞動部)抗爭,被警方鎮壓,後遭判刑入獄 1 年 10 個月。
時隔 30 多年,顏坤泉今天在促轉會前表示,當年時任行政院長郝伯村說要整肅「社運流氓」,所以自己被重判。官司上訴到高等法院,他穿著寫有「司法迫害」的衣服出庭,被法官斥責要脫掉,他當場脫掉上衣,露出早就寫在身上的「司法迫害」四字,又被法官要求把衣服穿回去。
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助理教授吳永毅表示,促轉會處理的案件主要是從台灣光復後到解嚴前這段範圍,但就在促轉會熄燈前,他們也處理了解嚴後的重大社運案件,也就是 1988 年的 520 農運,其中包含政治受難人邱煌生,當年開卡車載大白菜,被情治單位栽贓大白菜下藏有石塊,是預謀衝突,判刑 1 年 4 個月。
吳永毅說,很肯定促轉會願意處理解嚴後李登輝執政時期的社運案件,但是目前仍有非常多的遺漏,不能因為 520 農運當年是新潮流主導的如今才平反,其它重大社運案件也都應該處理。顏坤泉的案件原先是被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移送,後來法官也覺得這樣判太難看,才改用《集遊法》第 5 條妨礙交通、聚眾滋事起訴,判處 1 年 10 個月徒刑。
吳永毅強調,李登輝當年任命郝伯村上台後,大力取締「社運流氓」,郝柏村後來在回憶錄《無愧》裡還為此得意洋洋,這些當年被提報的「社運流氓」,有工運、農運也有環運人士,「這些人不該被平反嗎?」
曾因成大共產黨案入獄 10 年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吳俊宏表示,促轉會過去 4 年開放了政治檔案、挖掘了很多真相,也平反了很多受刑人,其實做了不少事,並不像外界所說的那麼糟糕。唯一比較遺憾的兩件事,就是政府對於政治犯的賠償流於應付,以及在處理五零年代歷史時,很難正視當年台灣菁英結合大陸共產黨在台灣投入革命運動的歷史,因為促轉會還是背負著當代的政治正確,必須反共、反中,難以還原台灣菁英在那個年代與大陸知識份子的緊密關係。
吳俊宏也呼籲,促轉會熄燈後,未來相關案件將移交到各部會接續處理,既然促轉會可以平反 520 農運,應該也可以平反工運,希望將解嚴後工運被整肅的案件一併移交處理。
回應
今天台灣有許多人為了否定蔣中正
今天台灣有許多人為了否定蔣中正,回頭去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甚至把太平洋戰爭當成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來看待。克羅埃西亞肯定「烏斯塔沙」的「覺青」與台灣緬懷殖民時代的「覺青」,在這方面是多麼的有志一同,充滿共識?似乎兩個國家的「轉型正義」,都是立基於對軸心國的肯定之上。
可目前的國際秩序,終究還是由當年打敗納粹與日本的同盟國,即美國、蘇聯、英國與中華民國四國所制訂下來。一切肯定軸心國的言行,都不可能為由二戰戰勝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接受。人人都不想要接受共產黨的統一或統治,但為了反共去認同希特勒的同路人,無論是台灣還是克羅埃西亞都只會更加的被國際社會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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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倫不類的比喻,談克羅埃西亞的「轉型正義」
2019-07-21 風傳媒 許劍虹/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前陣子在關鍵評論網上,刊登了一篇由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博士生楊光舜撰寫,比較克羅埃西亞與台灣「轉型正義」的文章《上任就移除獨裁者雕像,克羅埃西亞總統給台灣的轉型正義啟示》,讀起來讓筆者感到漏洞百出。起碼對於巴爾幹半島這100年來發展的歷史,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彼此之間的關係與現狀,作者都嚴重缺乏瞭解。
因為自南斯拉夫解體以來,無論是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以及科索沃等國家,都對狄托(Josip Tito)這個曾經一統南斯拉夫的強人進行不同程度的否定。但是這些否定,是否能與民進黨在台灣推行的「轉型正義」相提並論?在回答這個問題以前,我們要先瞭解狄托的歷史背景,還有他在國際社會上有哪些的評價。
首先從國際地位來看的話,狄托與蔣中正唯一的雷同之處,是兩人都率領自己的國民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並與英美盟軍站在同一陣線。除此之外,兩人再無第二條類似之處。狄托也正如楊光舜所描述的,對於克羅埃西亞而言並不是「外來政權」而是「民族之光」,只因為他本身是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的混血兒。
反觀蔣中正,則因為祖籍是大陸浙江的關係,始終被許多獨派視為「外來統治者」。其次則是狄托曾以奧匈帝國士兵的身分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卻不幸在戰場上為俄羅斯帝國的軍隊所俘。對狄托而言,不幸中的大幸是俄國隨即爆發共產主義革命,他也在列寧(Vladimir Lenin)的影響下,成為國際共產黨的一份子。
蔣中正本人,雖然曾在國共撕破臉前,為共產國際單方面指派為執委主席團名譽常委,但「名譽常委」終歸只是「名譽常委」,他沒有一天正是成為過共產黨的黨員,無論是國際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從1927年4月開始,蔣中正更是成為全世界最堅決的反共領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包括狄托在內的歐洲共產黨人,在蔣中正的定義中也是中華民國的敵人。
狄托與蔣中正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兩人戰後加入了完全不一樣的同盟體系。在蔣中正的領導下,中華民國成為了美國在亞洲圍堵共產主義的頭號夥伴。來自政工幹校的特工,甚至還遠赴拉丁美洲國家,指導美國扶持的右翼政權鎮壓左派。可見中華民國的反共範圍不只限制在亞洲,還投射到了一切遭到共產主義赤化威脅的地區。
至於狄托,則做出了與蔣中正截然不同的選擇。這個截然不同的選擇並非指狄托加入了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而是他選擇「走南斯拉夫自己的路」,既不依靠蘇聯,也不依靠美國。為此狄托在1948年與史達林的關係徹底鬧翻,南斯拉夫還為此被從蘇聯領導下的共產黨和工人情報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除名。
雖然處於隨時遭史達林暗殺的風險,但狄托也因為有民族主義路線的關係而擁有更多的行動自由。而且這些行動自由,往往對東南歐的地緣政治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正是因為狄托選擇在美英與蘇聯之間保持中立的原因,希臘共產黨沒有辦法有效從蘇聯手中取得物資,在內戰中徹底敗給了效忠希臘王室的國民軍。狄托的這個決定,加深了英美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好感。
韓戰爆發後的1951年11月4日,杜魯門政府甚至還破天荒的與狄托簽署了《美南軍事援助協議》(Military Assistan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ugoslavia),向南斯拉夫人民空軍提供包括F-84G雷霆式噴射戰鬥機在內的武器。中華民國空軍與南斯拉夫人民空軍,幾乎同時在1953年接收F-84G,但是《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署卻比《美南軍事援助協議》晚了整整三年。
在「歐洲第一」的戰略考量下,南斯拉夫確實一度被美國視為比中華民國還更具戰略價值的盟友。但是狄托是共產黨員出身的民族主義者,他先天上就比反共到底的蔣中正更能靈活變換自己的立場。所以在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後,狄托又重新推動與蘇聯和解,並且和毛澤東、尼赫魯與蘇卡諾等民族主義者共同推動的「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
所謂「不結盟運動」,表面上來看是不在蘇聯與美國兩大陣營中「選邊站」。可實際上,參與不結盟運動的領袖,除了毛澤東與狄托外,大多數是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日本帝國合作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極右翼人士。根深蒂固排斥西方的他們,不可能做出偏向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決定,而是依據各自的利益在關係日益緊張的蘇聯與中共兩強之間左右搖擺。
比方說,狄托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後,開宗明義批判中共「破壞世界和平」。為此,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還曾在1963年9月26日發表社論《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攻擊狄托為「美帝國主義附庸」。可狄托攻擊中共的目的並不是要支持美國或者台灣,只是為了替尋求對美和解的赫魯雪夫創造和平談判的政治環境。
南斯拉夫一直到狄托去世為止,都採取在蘇聯、中共與美國三方之間搖擺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從而獲得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肯定。除了新興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者外,狄托也因為抵禦納粹侵略以及反對史達林的表現而深獲西方自由派的肯定。狄托都與毛澤東、胡志明、卡斯楚、切格瓦拉一樣,被視為敢於向美蘇霸權說不得民族主義者,弱小民族當自強的榜樣。
反觀蔣中正,雖然自始至終都與美國同一陣線,他堅決抗日反共的立場卻只能贏得保守主義者中間偏右人士支持。缺少革命主義者與生俱來的「浪漫主義」魅力,蔣中正向來在西方左派社群中被界定為「法西斯」,在第三世界國家則被定義為「美帝走狗」。蔣中正與狄托兩人,在西方左派勢力看來存在著天壤之別的差異,恐怕不能做如此簡單的類比。
獨派人士看待世界史、中國史與台灣史的觀點,長期以來都深受西方左派論述的影響。從楊碧川先生撰寫的《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一書來看,顯然在獨派人士的論述中,蔣中正是不折不扣的暴君,狄托則是勇於抵抗納粹與蘇聯的南斯拉夫民族鬥士。可見楊光舜把狄托視為「轉型正義」對象的論述,與獨派的傳統論述存在極大差異。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存在呢?希特勒與史達林雖然存在著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別,但兩人都是「歐洲一體化」的主張者。與希特勒、史達林對抗的狄托不只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主義者,還是反對納粹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一統歐羅巴的「獨派」。為此老一代反對蔣中正的獨派,把高舉共產民族主義大旗的狄托視為英雄並不奇怪。
可相對於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以及斯洛維尼亞等國的民族主義者而言,高舉南斯拉夫旗幟強迫這些國家聚合在一起的狄托,卻又是絕對的「統派」。事實上,楊光舜對狄托的外交還有推動經濟建設的手段也有所讚美,並沒有完全否定其歷史地位。可見他之所以無法如傳統獨派一樣欣賞狄托的原因,在於狄托的這個「統派」身份。
從實質意義上來看,狄托比起蔣中正還真的是100%的「大統派」。蔣中正雖然高喊反攻大陸的口號,但是他剷除匪諜與左派的霹靂手段,反而鞏固了台澎金馬地區實質獨立的地位。在南斯拉夫宣告解體至今16年的今天,台澎金馬地區仍以中華民國之名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之外,可見蔣中正從目的導向來看還是比狄托高明許多。
為什麼今天中華民國依舊延續,由狄托一手建立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過卻分裂成七個國家?南斯拉夫無論從軍事、經濟還是國際承認的角度來看都不弱於台灣,怎麼會亡國到如此徹底的地步?答案很簡單,狄托能把南斯拉夫帶起來的原因,除了極度靈活的外交政策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採用了遠比蔣中正還要殘酷的暴力手段。
南斯拉夫本身就是協約國為了犒賞塞爾維亞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成立的多民族國家。剛成立的時候,這個國家尚未實施共產主義制度,而是由塞爾維亞人主導的王室統治,正式國號為南斯拉夫王國。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與波士尼亞人雖與塞爾維亞人同屬斯拉夫人,但因為長年接受奧匈帝國統治的關係,在民族與宗教認同上與後者存在極大差異。
各族群間本來就十分緊張的關係,因為納粹在1941年的入侵全面爆發,種族屠殺的慘劇幾乎天天上演。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團體「烏斯塔沙」(Ustaša)在納粹的支持下,不只宣告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建國,還回過頭來對過去王國時代的優勢種族塞爾維亞人實施清洗。在接下來的四年內,只有兩股勢力試圖將分崩離析的南斯拉夫重新統合到一起。
第一股力量,是效忠南斯拉夫王室,由米哈伊洛維奇(Draža Mihailović)上校指揮的「切特尼克」(Chetniks)。狄托指揮的共產黨游擊隊,也就是南斯拉夫境內的第二股勢力,要等到德軍在1941年6月22日入侵蘇聯以後才加入抵抗陣線。南斯拉夫難解的種族問題,讓較晚起身抵抗德軍,但本身是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混血兒的狄托逮到了取代米哈伊洛維奇的天賜良機。
打從一開始,「切特尼克」的目標就是在恢復南斯拉夫王國的同時,確保塞爾維亞人的種族優勢地位。而「烏斯塔沙」對塞爾維亞人實施的種族清洗,卻逐漸讓米哈伊洛維奇上校調整自己作戰的優先順序,逐漸把確保塞爾維亞人的生存置於把德軍驅逐出南斯拉夫之上。他也逐漸從一位滿腔熱血的反納粹鬥士,慢慢蛻變為殘酷的種族主義儈子手,對克羅埃西亞人施以報復。
克羅埃西亞人再也不可能回頭接受塞爾維亞王室的統治,偏偏這個時候本身是混血兒的狄托又站了出來,號召南斯拉夫人民不分族群、宗教與黨派,團結在其底下抵抗納粹。狄托的號召,吸引了大量厭倦納粹佔領與種族屠殺的南斯拉夫人民支持,也讓失去抵抗運動話語權的「切特尼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米哈伊洛維奇為了壓制共產黨的壯大,不惜策略性的與德國、義大利軍隊勾結。
此舉激怒了英國首相邱吉爾,停止了一切對「切特尼克」的支持,轉而承認狄托為南斯拉夫戰場上唯一盟國信任的抵抗力量。得到英國與蘇聯外交承認與軍事支持的狄托,就此成為南斯拉夫民族公認的領袖。來自英國與美國的支持,也讓狄托有了在戰後與蘇聯較勁的資本。在蘇聯紅軍T-34戰車與英國皇家空軍噴火式戰鬥機的圍剿下,「烏斯塔沙」與「切特尼克」都宣告土崩瓦解。
趕走德軍,並一統南斯拉夫的狄托宣布罷免流亡英國的國王彼得二世(Peter II),成立了巴爾幹半島上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就如同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狄托必須要對代表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力量,即「烏斯塔沙」還有「切特尼克」餘黨實施新一波的整肅,才能確保國家的統一。
被盟軍定位為納粹幫兇的米哈伊洛維奇,並不像蔣中正一樣還有個台灣可以撤退。他只堅持到1946年3月就被狄托逮捕,並於同年7月17日被以「叛國罪」的罪名遭受槍決。剩餘的「切特尼克」不是加入狄托的人民軍,就是流亡海外堅持反共,南斯拉夫的「國民黨」就此被徹徹底底消滅掉了。至於南斯拉夫的「滿洲國」,也就是「烏斯塔沙」,下場則更為悽慘。
大批「烏斯塔沙」政權下的軍公教人員與他們的家屬,都趕在蘇聯紅軍T-34戰車開入貝爾格勒以前,隨斯洛維尼亞家鄉衛隊(Slovene Home Guard)、蒙特內哥羅國民軍(Montenegrin National Army)以及第15哥薩克武裝親衛隊騎兵軍(XV SS Cossack Cavalry Corps)等德軍扶持的軸心附庸武裝一起向西逃竄,前往奧地利向英軍投降。
只是當他們抵達布萊堡(Bleiburg)之後,卻發現英軍不只拒絕接受他們投降,還把他們強行送回南斯拉夫交給狄托。在行軍返回南斯拉夫的過程中,這些被視為軸心幫兇的軍人與眷屬不斷遭受人民軍的羞辱與虐待。尤其是克羅埃西亞的軍公教人員,更是時常遭到暴力相向。1945年5月19日到26日,在斯洛維尼亞境內更是爆發了著名的特茲諾大屠殺(Tezno massacre)。
至少有15,000名克羅埃西亞軍人與他們的家人,慘死於斯洛維尼亞的森林裡。由於狄托本人也是半個克羅埃西亞人,很多學者認為這樣的無差別屠殺毫無道理可言。但也有說法認為,這些對克羅埃西亞人痛下殺手的人民軍,許多是接受了狄托改編的前「切特尼克」軍人。他們過去本身就經歷過「烏斯塔沙」的種族屠殺,於是趁機向克羅埃西亞人復仇。
無論這是不是把狄托的責任往米哈伊洛維奇身上推的說法,在整個行軍的過程中還是有大量被繳械的戰俘與平民慘死。受到南斯拉夫亡國的影響,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提供這場屠殺的具體死亡人數,從50,000到25萬的說法都有。即便是取50,000的說法來談,還是遠遠超過了「二二八事變」加「白色恐怖」死亡人數的總和。可見真正靠殺人來維持國家統一的是狄托,不是蔣中正。
狄托殘酷殺害異己的行徑,讓許多南斯拉夫共產黨的老幹部都無法忍手,但就如同鄧小平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共老幹部一樣,他們對狄托也只能用「敢怒不敢言」來形容。極權統治的手腕加上蘇聯、英國、美國以及中共等各方列強在外交上的拉攏,都讓狄托在國內的形象無人能夠挑戰。只要狄托還活著一天,南斯拉夫就能維持強大的統一凝聚力。
更何況,二戰期間對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實施種族屠殺的「烏斯塔沙」早已聲名狼藉,狄托對他們的殺戮即便是看在英美盟軍眼中都只是「天道好還」。可「烏斯塔沙」只是克羅埃西亞的一個極右翼組織,並不能夠代表所有的克羅埃西亞人。虛偽的西方左派人士,不會去在乎慘死於人民軍之手的克羅埃西亞人究竟只是一般的軍公教人員,還是偏激狂熱的種族主義殺人魔。
比起從1927年清黨以來天天被指控為「屠夫」的蔣中正,狄托的這個殺戮行為因為符合「政治正確」,完全在左派掌握的西方學界中被遺忘掉了。擅於玩弄權力平衡的狄托,對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與波士尼亞的民族主義者都採取壓制態度,讓南斯拉夫得以維持表面的和平。只是一切在他1980年去世之後,就慢慢產生了變化。
變化不是從其他地方,而是由南斯拉夫共產黨內部發酵。許多過去懼怕狄托淫威,不敢反抗的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與波士尼亞老幹部們公然忤逆狄托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尋求各族群的民族與文化信仰。塞爾維亞方面,出現了惡名昭彰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米洛塞維奇也是後狄托時代裡,唯一一個試圖維持南斯拉夫領土主權完整的前共產黨領袖。
只是為了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米洛塞維奇不惜對其他民族實施軍民不分的種族屠殺,讓外界質疑他已經成為了新一代的「切特尼克」領袖,而非狄托的繼承人。至於克羅埃西亞,則是在民主聯盟(Croatian Democratic Union)領袖圖季曼(Franjo Tuđman)率領下,於1991年宣告脫離南斯拉夫獨立。被視為克羅埃西亞國父的圖季曼,同樣也在二戰期間服役於狄托手下。
圖季曼的父親與哥哥在二戰時遭「烏斯塔沙」逮捕,被送入集中營關押,他的弟弟則慘死於蓋世太保手中。家破人亡的經歷,讓圖季曼成為狄托手下的紅色游擊隊,堅決反抗納粹與「烏斯塔沙」。可是在德國投降之後,狄托對克羅埃西亞軍民的屠殺,乃至於打壓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者的行為,都讓他與共產黨政權漸行漸遠。
為此圖季曼遭到逮捕,成為致力於推動克羅埃西亞獨立的南斯拉夫「反對人士」。狄托顧及他對建立南斯拉夫紅色政權的貢獻,沒有下令槍決圖季曼。後來圖季曼成功帶領克羅埃西亞獨立後,雖然下令實施「去狄托化」政策,但是對老長官狄托仍懷抱著好感。無論怎麼樣,兩人都是克羅埃西亞同胞,而且都曾在一個壕溝裡與「烏斯塔沙」奮戰。
何以圖季曼要堅決的「去狄托化」?楊光舜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把格局拉高到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的角度來看,基本上就是要因應來自塞爾維亞的武裝威脅。如同實施「去蔣化」的民進黨政府一樣,圖季曼實施「去狄托化」的目的就是要與塞爾維亞做區別。儘管主張「大塞爾維亞主義」的米洛塞維奇已經與狄托大相逕庭,但他仍以狄托繼承人自居來防止更多南斯拉夫加盟國獨立。
為了鞏固克羅埃西亞人的團結,圖季曼放鬆了過往自己對「烏斯塔沙」抱持的全面否定態度,號召左右兩派人士支持政府抵禦塞爾維亞。圖季曼的「統一戰線」,賦予了極右翼勢力壯大的土壤。圖季曼甚至與晚年的李登輝一樣,公開聲稱「烏斯塔沙」代表的不只是種族屠殺,同時還是克羅埃西亞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決心,徹底與老長官狄托分道揚鑣。
塞爾維亞最終沒有向克羅埃西亞發動統一戰爭,倒是大量「烏斯塔沙」的緬懷者,利用圖季曼的寬鬆政策一批又一批的加入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更何況在1991年到1995年塞爾維亞入侵克羅埃西亞的戰爭中,德國又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會員國當中,最積極支持克羅埃西亞的。此一發展,更是讓克羅埃西亞的子民對祖先當年參加軸心國的歷史毫無罪惡感。
隨著圖季曼在1999年去世,克羅埃西亞民主聯盟對極右翼民族主義人士的把關更是鬆懈。許多歌頌共產黨人抵禦法西斯的紀念碑與銅像,紛紛成為這些極右翼人士攻擊的目標。當塞爾維亞有人舉起「切特尼克」旗幟的時候,參加群眾運動的克羅埃西亞人則高舉「烏斯塔沙」旗幟。種種法西斯復辟的現象,讓美國與俄羅斯都對這個已經加入北約的巴爾幹小國深感憂慮。
為了化解來自美俄雙方的疑慮,時任克羅埃西亞總理的薩納德(Ivo Sanader)在2006年6月發表公開聲明,表示克羅埃西亞的立國之本是反對極端主義與種族主義。現任克羅埃西亞女總統季塔洛維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c),因為來自民主聯盟的原因,同樣必須藉由與俄羅斯總統普丁交好的方式,來證明自己沒有法西斯的傾向。
只是直到今天,克羅埃西亞仍不像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立法約束人民發表否定納粹或「烏斯塔沙」暴行的言論。根據楊光舜提供的數據,今天克羅埃西亞境內仍有70%的人認為狄托是民族英雄,剩下30%否定狄托的國民當中勢必有相當數量的「烏斯塔沙」崇拜者存在。筆者也合理懷疑,「烏斯塔沙」的緬懷者是這一系列「去狄托化」運動的主要推手。
從狄托建國之初就造成50,000到25萬人死亡的事蹟來看,筆者並不否認這位「南斯拉夫之父」得到了不成比例的美化。相比起在去世前已經把台灣建設成亞洲四小龍之首的蔣中正,狄托建立的國家在自己死後不到10年的時間內就陷入血腥內戰。可見狄托的治國能力,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嚴重高估,事實上他遠不如蔣中正。
要否定狄托這個被西方左派,甚至於不少民進黨人高度肯定的共產黨人,筆者沒有太多意見。就算是要否定蔣中正的錯誤,其實也是每個中華民國國民的言論自由。但是有一點筆者要提醒,是不是否定狄托就必須要肯定「烏斯塔沙」?這是一個楊光舜沒有提及,但是歐洲國家卻非常關注的問題。必定否定極左,未必較代表要鼓吹極右。
同樣的問題,是今天台灣有許多人為了否定蔣中正,回頭去肯定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甚至把太平洋戰爭當成亞洲人民的解放戰爭來看待。克羅埃西亞肯定「烏斯塔沙」的「覺青」與台灣緬懷殖民時代的「覺青」,在這方面是多麼的有志一同,充滿共識?似乎兩個國家的「轉型正義」,都是立基於對軸心國的肯定之上。
可目前的國際秩序,終究還是由當年打敗納粹與日本的同盟國,即美國、蘇聯、英國與中華民國四國所制訂下來。一切肯定軸心國的言行,都不可能為由二戰戰勝國主導的國際社會接受。人人都不想要接受共產黨的統一或統治,但為了反共去認同希特勒的同路人,無論是台灣還是克羅埃西亞都只會更加的被國際社會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