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公民與工人運動的血和淚

2022/11/07
聖保羅大學人類學教授
米納斯吉拉斯州聯邦大學教授
譯者: 
【編按】正如當選巴西總統的魯拉所言:此次勝選不只是他個人的勝利,更是巴西民主運動的勝利。作為全球第五大國,天然資源富饒的巴西,卻飽受殖民、君主制與軍事獨裁暴力所苦。直到 1970 年代,巴西才開始積極維護公民權。本文講述 70 至 80 年代巴西爭取民主與工人權利的艱辛歷史,摘錄自《巴西:被殖民掠奪的熱帶天堂,以狂歡掩飾創傷的森巴王國》,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登。

1979年,魯拉向 6 萬名參與罷工的金屬工會工人講話。(圖片來源:巴西勞工黨)

爭取民主自由

1973 年 3 月,聖保羅大學的學生亞歷山卓.萊梅(Alexandre Vannucchi Leme)在校園裡被綁架,在「資訊作戰支隊」(DOI)與「內防作戰中心」(Codi)的大樓裡遭受酷刑並殺害。他是聖保羅市大學生的領袖,積極參加革命組織「民族解放行動」。他的死亡引起普遍的強烈抗議,學生運動再度走上街頭。在聖保羅主教座堂(Catedral da Sé)3,000 名學生參加彌撒,追悼這位被謀殺的同志,由巴西最重要的人權活動家之一、備受敬重的阿恩斯樞機主教(Dom Paulo Evaristo Arns)主持。警方包圍聖保羅大學,在聖保羅市的戰略地點架設柵欄,並且在大教堂前方裝置戰爭的器械。然而,那些設法通過封鎖進入大教堂的人,有令人難忘的經驗。24 位神父與阿恩斯樞機主教舉行彌撒,感動全國。就在信徒的面前,歌手兼作曲家若昂.盧特菲(João Lutfi,別名塞吉奧.里卡多〔Sérgio Ricardo〕)走上祭壇,以吉他伴奏,首次獻唱〈地牢〉(Calabouço),使亞歷山卓.萊梅的謀殺案與五年前在里約熱內盧學生食堂「地牢」被槍殺的艾德生.德利馬.索圖產生聯想。

雖然 1973 年的事件標誌反對派開始更有系統地組織,但是真正的轉捩點出現在 1975 年 11 月初,報人弗拉基米爾.赫佐格(Vladimir Herzog)死後一週,又是在聖保羅 DOI-Codi 大樓裡。赫佐格是受敬重的專業人士,指揮聖保羅的「電視文化」新聞部。10 月 24 日警方來逮捕他時,他說:明早他會前往「資訊作戰支隊」,因為他必須完成下一則新聞的剪輯。翌日早上 8 點,赫佐格抵達 DOI-Codi 大樓。同日下午,他被發現死在牢房裡。弗拉基米爾.赫佐格死於酷刑,這一回軍方無法擺脫屍體,「電視文化」的職員全都知道:他是主動前往「資訊作戰支隊」大樓。軍官別無選擇,只能編造自殺。「第二陸軍」指揮官發布官方備忘錄,告知全國:弗拉基米爾.赫佐格在牢房裡用布條(並非他的物品)自盡,膝蓋彎曲且雙腳著地。

截至 1975 年,軍方公布捏造的自殺事故已是例行公事。在赫佐格死亡的 5 個月前,費雷拉.德阿爾梅達(José Ferreira de Almeida)上校在同一間牢房裡自殺,也使用非他所有的布條,屍體的姿勢相同。弗拉基米爾.赫佐格被謀害約兩個月後,警方以相同說法,說明工廠工人曼努埃爾.費里奧(Manoel Fiel Filho)死在 DOI-Codi 大樓裡。曼努埃爾.費里奧是獨裁政府時期第 39 例政治犯自殺,第 19 位上吊——其中兩例,被拘留的人顯然坐著上吊。這是「陸軍情報中心」以「共產黨」中立化為目標,發動大規模鎮壓攻勢,弗拉基米爾.赫佐格、費雷拉.德阿爾梅達上校與曼努埃爾.費里奧是其中的受害者。活動期間,在聖保羅超過 200 人被逮捕,16 位黨魁被殺害。這種攻勢乃蓋澤爾總統控制序幕過程的一部分策略,揭露「共產黨」與「巴西民主運動」的議員有關連。但是赫佐格死亡引起大規模反動,由聖保羅州「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率領,抨擊所謂的自殺鬧劇,發起抗議運動,反對非法囚禁、拷問和謀殺。拒絕依照陸軍的指示,赫佐格的遺孀克拉麗絲(Clarice)和兩個兒子伊瓦(Ivo)及安德烈(André),不肯立即埋葬屍體和保持沉默。猶太教法師亨利.索貝爾(Henry Sobel)將遺體葬在聖保羅以色列人公墓中央,而非依照自殺的慣例葬在牆邊,以重申譴責:弗拉基米爾.赫佐格實際上被暗殺。赫佐格來自猶太家族,從南斯拉夫移民到巴西,逃離希特勒部隊的進攻。

炮口倒轉,約 3 萬名學生使聖保羅重要的大學陷入癱瘓狀態。「巴西民主運動」、「巴西記者協會」(Associação Brasileira de Imprensa,簡稱ABI)、學生運動、「巴西律師協會」與「巴西主教全國代表大會」形成廣泛陣線,開始動員反抗獨裁政府。幾乎沒有籌劃,持續數日動員,終於在大教堂舉行合一崇拜。由四位宗教領袖舉行儀式,猶太教法師亨利.索貝爾與馬塞洛.里特納(Marcelo Rittner)、阿恩斯樞機主教以及長老派牧師傑米.萊特(Jaime Wright),加上一位特別來賓,奧林達與累西腓的總主教埃爾德.卡馬拉在祭壇主持儀式。約 8,000 人參加這個禮拜式,公然反抗獨裁政府。一群沉默、憤慨的民眾擠滿教堂的中殿、臺階和廣場。同時,在里約熱內盧,700 位新聞工作者擠進「巴西記者協會」禮堂,為弗拉基米爾.赫佐格之靈默哀。宗教儀式結束後,卡馬拉總主教告訴一位記者:「有些時候無聲勝有聲。」方才發生的事情,他用一句話總結其力量:「今天獨裁政府底下的土地開始震動了。這是預示結局的先兆。」卡馬拉總主教沒有說錯。悼念弗拉基米爾.赫佐格的合一禮拜是轉捩點。巴西社會重獲公共空間使用權,反對派勢力逐漸形成聯盟網絡,對抗獨裁政府。使反對派勢力團結起來,關鍵的需求是回歸合法組成的政府與恢復公民權。從那時起,反對派運動持續朝民主政治前進,並非朝將軍們所提議的受控的序幕。

一個口號使反對派團結起來:「爭取民主自由」。從 60 年代對武裝鬥爭的重視,變成恢復合法的形式進行政治活動。從這時起,反對派開始勾勒再民主化將採取的方向,逐漸採用不同的民主觀點。民主不再被視為達到目的的手段——例如社會主義,而是民主本身就是目的。人民開始鼓吹民主政治是最適合巴西的政府形式。

又花了 10 年,獨裁政府最後幾位將軍才離開聯邦政府所在地高原宮(Palácio do Planalto)。再民主化進程緩慢,時作時輟,但是反對派正在改變轉型的路線。首先,除了左派的祕密組織和團體,他們合併社會各界許多不同意見。其次,反對派運動核心變得較不僵硬,更能適應不同形式的行動主義。

一種最積極的公民權運動在聖保羅市郊崛起,出自政府幾乎見不到的社團,卻是被當局完全捨棄的典型社區。這些社團包括媽媽社團、居民團體與衛生委員會。他們通常在當地教會的教區禮堂聚會,受到「基本教會社區」(Comunidades Eclesiais de Base,簡稱 CEBs)結構的支援和保護。這些社區最初於 1970 年籌辦,不久變成「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的推廣中心,由神父率領基督徒小組構成。有聖經閱讀班,旨在喚起社群意識,鼓勵團體參與建設性改革行動。截至 70 年代中,成千上萬的「基本教會社區」活躍於巴西全國城市和內地。他們經常在社區裡扮演領導的角色。整整十年這些組織出現大量新的社會運動(生活費用運動、區友社團、貧民窟協會),籌劃參與大規模的宣傳活動,對獨裁政府施壓。

受公民權運動的激勵,幾個政治激進團體在 70 年代崛起,包括「黑人反種族歧視聯合運動」(MMUCDR)、「巴西婦女中心」(CMB),與同志權利團體「我們是」(Somos)。這類組織增添新層面爭取民主。其中許多人出版刊物,確認多樣性需求和推行新範疇,例如性別與性取向:《婦女》(Nós Mulheres)、《街燈》(O Lampião da Esquina)與《辛巴》(Sinba)。這些刊物只是更廣泛的新聞與政治運動的一小部分,共同特徵是與軍事獨裁勢不兩立。從 1964 到 1980 年,巴西約有 150 種小型報紙出版。其中許多報紙有創新的版面和挑釁的文章,雖然並非全都定期出版。因為有限的發行量和極小型的規模,它們被叫作「侏儒報刊」;因為表達批判的立場,與這個國家主流報紙的社論形成對比,它們被叫作「另類」(alternative)。但是在困難的局面選擇政治對抗,就這層意義而言,這些刊物也是「另類」。

70 年代的 10 年實際上是另類新聞的高峰,仿效「攝政」時期諷刺且不敬的宣傳小冊子與「第一共和國」無政府主義刊物的傳統。作家、藝術家和出版商對他們的觀點很狂熱,尋求政治程序的新方向,提議社會、文化和行為的轉變。這類刊物有一些與左派政治組織或祕密團體合作……也有結合幽默、行為和社會評論的小型報刊……有些雜誌反對崇拜偶像,例如《吻》(Beijo)與無政府主義之友《國王的敵人》(O Inimigo do Rei)。許多讀者是大學生,使「革命」的概念——行為、風俗習慣和文化大變革的可能性——產生激進的轉變。學生運動開始經歷重大的變化。如今有新一代學生加入 70 年代的反對派,這些年輕人不曾體驗 1964 年與 1968 年的失敗,反之,他們見證 1974 年「巴西民主運動」的勝利。他們拒絕老一輩左派團體所信仰的武裝鬥爭觀念。

這一代的典範是一個托洛斯基(Trotskyite)組織,全國只有 1,000 名學生成員,卻在 70 年代引發文化、美學、行為與政治的全部試驗。它被叫作「自由與鬥爭」(Liberdade e Luta),略稱 Libelu。該組織的成員完全排斥任何暗示「史達林主義共產黨」所採用的僵硬且威權的文句。他們主要是聖保羅、米納斯吉拉斯、南大河州、帕拉伊巴和巴伊亞的大學生,人數不多卻發出很多聲音。他們聽「滾石」、平克.佛洛伊德(Pink Floyd)、盧.里德(Lou Reed)與卡耶塔諾.費洛索的音樂,閱讀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尊敬達達主義者。不畏懼獨裁政府(他們相信是獨裁政府畏懼他們),利用各種可能機會重述他們的口號,由他們的同情者之一,詩人保羅.雷明斯基(Paulo Leminski)創造的口號:「我們不假思索就戰勝」(Distraídos venceremos)。

但是不必當 Libelu 的成員就可以了解:在 70 年代,學生運動和另類報刊正在發起新型的反文化顛覆活動。1966 年舊金山發生「權力歸花兒」(Flower Power)事件,四年後巴西開始出現這種反文化運動的衍生物,對毒品(尤其是迷幻藥)、反戰論、東方神祕主義和公社很感興趣。他們的衣著也違反規範。原本是以美洲印第安人和吉普賽人的衣服為基礎,在巴西,他們採用非洲裔巴西人和非洲人的風格。反文化運動想要此時此地的天堂樂園,他們帶來小社區的夢想,因為休戚相關而結合在一起的神祕空間,民眾一起工作和生活,並且創造與人生觀一致的藝術。在電影院、酒吧、博物館和戲劇院外面,一整代詩人挨家挨戶銷售韻文,這些短詩表達真相和對日常生活的感受,以困惑和幽默為特色。例如,在里約熱內盧,「吉普賽雲」(Nuvem Cigana)集體企業經常舉行場面壯觀的新書發表會,這是一種新「事件」、詭計(Artimanhas),有時持續數日,包括戲劇化的詩歌朗誦,幾乎總是以派對結束,或是在警察局……

 

 

巴西的新工會主義

1978 年令人意外。5 月 12 日,奧薩斯庫罷工被鎮壓 10 年後,在看似平常的工作日,約 3,000 名工人進入聖保羅附近的聖貝爾納多—杜坎普「紳寶—斯堪尼亞」(Saab-Scania)卡車工廠。他們打卡上班,雙臂交叉坐在機器前方。兩週後,在這個國家的工業中心,聖安德烈、聖貝爾納多、聖卡耶塔諾和迪亞德馬(Diadema)——在「經濟奇蹟」定位的期間,耐久消費品和資本貨物的新行業在這些地方合併,77,950 名工人罷工。罷工似乎是出於經濟因素,確實如此,但是罷工有更多含意。聖貝爾納多引發一系列罷工,1979 年和 1980 年金屬工匠罷工,在保利斯塔ABC工業區和全國其他各地亦然。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在 23 州其中的 15 州,超過 400 萬名工人受罷工影響。直到 1980 年罷工幾乎不曾中斷,進而助長其他地區集體化,包括美景市的建築工人、伯南布哥的糖料作物種植者,以及在聖保羅內地所謂的吃冷食物的人(boias-frias),臨時的甘蔗收割者。

雖然罷工和工人組織大多因為金屬工人工會的行動主義,但是其他行業加入他們,通稱巴西的「新工會主義」。此措辭用以描述工會運動,不僅反對獨裁政府,而且自治,擺脫瓦加斯執政時期建立的國家控制;工會可直接與雇主談判集體合同,行動不受「勞動法庭」支配。這些工會從廠區開始,他們在大型的集會做決策,證實不只足球賽可以使巴西的體育場客滿。在 1979 年與 1980 年的罷工,超過 10 萬名工人參加聖貝爾納多「維拉悠克利德斯體育場」(Vila Euclides Stadium)著名的集會。1978 年金屬工人開始週期性罷工,在前後兩個十年交接之際導致兩大勞工運動崛起及合併。第一種,1973 年創立「勞工統一中心」(Central Unica de Trabalhadores,簡稱CUT),幾乎是「新工會主義」的部署。這個組織代表各種派別的工人,包括農村勞工,而且提倡農業改革。它的管理方式民主,支持有組織的工會自治,在工廠自由成立工會。「勞工黨」(PT)代表第二大勞工運動,該黨於 1980 年創立,由下而上,得到工會及其他群眾運動的支持。「勞工黨」的成員計劃在市郊和內地贏得窮人的選票,該黨由工人創立,在民主的環境裡,使社會鬥爭與平等主義社會的原理具體化。套用該黨的元老盧拉(Lula,全名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的話,該黨的發展快速,「像香附子(tiririca)蔓生,四處湧現」。「勞工黨」由各種各樣政治勢力形成。它結合工會主義者與勞工運動、天主教會漸進派(利用基本教會社區)、殘餘的革命武裝抵抗團體、托洛斯基派,以及形形色色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

「勞工黨」發揮盧拉的人氣和統御力。盧拉是工廠工人,聖貝爾納多杜坎普和迪亞德馬「金屬工人工會」兩屆會長,在 1978、1979和 1980 年成為聞名全國的罷工領袖。1980年,盧拉 35 歲,有非凡的領袖氣質,只在乎政治活動。然而,他可能想像不到:他會在 2002 年當選巴西總統。1978 年開始週期性罷工,揭露政府控制序幕的政策捉襟見肘,忽視勞工的政治參與。1979 年,罷工開始,「勞動部」立即決定干預聖貝爾納多「金屬工人工會」。因此,公司老闆們封鎖工廠,聖保羅州長保羅.馬盧夫(Paulo Maluf)命令憲兵鎮壓罷工糾察隊、集會(包括教堂裡的聚會)、群眾大會與街頭抗議活動。警察暴力與逐步再民主化的官方論述大相逕庭。1979 年 10 月 30 日,金屬工人抗議遊行時,工會領袖兼「牧民工人協會」(Pastoral Operária)會員迪亞斯.達席爾瓦(Santo Dias da Silva),遭到保利斯塔憲兵槍殺。

1980 年罷工之際,菲格雷多政府放棄冠冕堂皇的言詞,繼續攻擊。兩架軍用直升機敞開著門,各有 8 名武裝士兵,他們的機關槍瞄準「維拉悠克利德斯體育場」的群眾,全世界報紙都刊登這些照片。在聖貝爾納多,部隊占領工會總部、馬特里茲廣場(Praça da Matriz)和體育場。公司被禁止與罷工者談判,15 位工會領導人被拘押,包括盧拉。

《巴西:被殖民掠奪的熱帶天堂,以狂歡掩飾創傷的森巴王國》(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特約撰述: 
責任主編: 

Lilia Moritz Schwarcz

聖保羅大學人類學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拉丁美洲研究、西班牙與葡萄牙語言與文化系客座教授。著作有《皇帝的鬍子:堂.佩德羅二世與他的巴西熱帶君主國》(The Emperor’s Beard: Dom Pedro II and His Tropical Monarchy in Brazil)、《種族奇觀:科學家、制度與巴西的種族問題,1870-1930》(The Spectacle of the Races: Scientists, Institutions, and the Race Question in Brazil, 1870-1930)等。

Heloisa Murgel Starling

米納斯吉拉斯州聯邦大學教授,著作有《巴西的回憶,吉拉斯領主》(Os senhores das Gerais, Lembranças do Brasil)、《大眾的祖國》(Uma patria paratodo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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