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國之內的所得分配普遍惡化,幾乎已成了所有國家(開發中與工業國家)的共同焦慮,而伴隨著窮人大量湧現的分配不均現象,道德上理應教人難以容忍。不幸的是,台灣正處於這樣的局面。
台灣所得分配不均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首先是「功能性所得分配」,亦即勞動報酬佔GDP的份額減少而資本報酬的比例卻增加,其次為富有與貧窮家庭之間的所得分配差距拉大,耳熟能詳的吉尼指數即在衡量此一不均幅度,第三則為區域之間的失衡,比如有些縣市繁榮,有些則相對蕭條。
所得分配不均的底層或共通原因當然跟全球化(外貿開放)、技術進步(產品製程日益標準化並有利於技術勞動者),以及中印等新興國家近卅年以來,迅速融入國際生產與貿易體系等衝擊密切相關。尤其是後者更讓全球的勞動供給量從此額外增加四倍,其中絕大多數皆屬於教育程度不超過國中階段的「非技術勞工」,這對全球各地、包括台灣在內近似技術水準的勞工就業與薪資成長,自然會構成重大限制。
試舉一例,中國單單從事紡織成衣的工人就高達兩千萬人,就勞力密集的相關產品而言,除非透過研發創新以提升產品差異化程度與生產力,要不然就必須接受中國的工資水準或裁員關廠。有人甚至打趣說,產業外移其實也是一種「創新」,生產基地的創新,而且也不是所有國家的企業都有這種能耐或意願,比如義大利中小企業的外移能力就明顯不足,必須長期倚賴政府補貼或直接停止生產活動。此外,無情的產業結構變遷與外移,所釋放出來的失業人力與閒置(土地)資源,如果沒有新興產業加以填補,在該地方也會「製造」出窮人並導致家庭與區域之間的所得分配不均。
劇烈且近乎不分企業規模與類別的產業外移,已構成台灣經濟社會最嚴酷的挑戰。事實上,台灣對外投資金額保守估計已高達GDP的三成以上(南韓只有六%),不僅高於世界平均的二四%,也大過工業國家的三○%,而和歐盟國家相當。唯須注意的是,工業國家對外投資多半屬於資產所有權轉移的購併行為(M&A),而台灣絕大部分卻是新創設(土地與廠房)的對外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的對外投資模式往往是「連根拔起」,這對台灣本地的就業機會與所得分配,顯然都有負面影響。
總的來說,新興產業的填補(尤其是高生產力的服務業)、外資的持續引入(而非只是不對稱的對外失血),以及中小企業的重新崛起,應是解決台灣所得分配不均問題的斧底抽薪之計。至於兩岸經貿關係如能正常化,當有利於此一方向的發展。
另外,台灣多年來的稅收不足,造成「租稅負擔」(稅收佔GDP比例)去年已不到十四%,不僅跟先進國家往往超過三十%不能相提並論,甚至也低於中國跟南韓,等於直接限制了政府照顧弱勢階層的財政能力,也間接限縮了社會安全與福利制度的可能選項,並因此助長民間怨懟。稅制改革與合理稅收的問題,至少從賦予政府更堅實的所得重分配能力此一角度來看,確實已不容再迴避。
如果,台灣繼續因欠缺財政能力而讓經濟變遷下的輸家獨自面對「充滿雜草的生命花園」,在道德上既站不住腳,經貿策略上也不利於台灣對外持續開放,因為缺乏完善經濟安全制度的社會,往往會向經貿保護主義傾斜。而對一個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台灣而言,經貿保護主義絕對是致命的毒藥,亦即藉由擴大內部照顧來加大對外經貿開放空間,也不失為是一種兼具公平與效率的一種經濟政策。
最後,台灣主權當然要高舉並主張,但絕對不是以熾熱與偏執的方式來進行,台灣近來直向統獨議題傾斜的「機會成本」即是。公共政策常常不明不白或得不到應有的關注,後遺症日現的所得分配問題即是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