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被聽見卻遭受打壓的聲音：無國界記者在新報告《#MeToo時代的新聞業》中呼籲增加對報導性別暴力與女權記者的支持
美國首度發表溫斯坦性侵事件的新聞調查後，在國際上一度引發公眾的討論風潮，而七年之後，無國界記者（RSF）發表新報告《#MeToo時代的新聞業》。這場讓女性得以發聲的運動在多國形成許多不同口號，並促成新媒體的創立、新聞編輯室政策修訂，以及新記者網絡的發展。然而，調查女權議題仍是一項危險的任務。除發表報告以外，無國界記者也提出建議以支援報導女權和性別暴力的記者。
這場解放女性聲音的全球運動無可否認地對媒體界造成深遠影響。在將近113國的113位受訪記者中，超過80%的人指出：自#MeToo口號於2017年在美國誕生以來，女權、性別議題和性別暴力的報導數量大幅增加。此後，這個口號被翻譯為許多語言、採用不同名稱，無國界記者已紀錄其中至少40個名稱，如巴西的#EuTambém、突尼西亞的#EnaZeda、西班牙的#Cuéntalo，以及中國的#我也是。
人們似乎更認真對待女權和性別暴力的調查，但報導這些議題的記者卻持續遭受網路騷擾、人身攻擊等形式的暴力打壓，在部分國家更可能面臨監禁甚至死亡的風險，無國界記者對此深感擔憂。超過25%的調查受訪者認為報導這些主題會帶來危險。
因此，無國界記者呼籲採取並加強相關措施，以保障性別暴力及女權的資訊獨立性，使記者無需擔憂任何惡果。無國界記者的16項建議包括：將特定形式的網路騷擾列為犯罪、要求社群媒體平台負責預防和打擊這些攻擊行為，以及招募負責性別議題的編輯經理等。
「雖然#MeToo浪潮只在部分國家引起微弱迴響，但這場運動促使新報導和新媒體在全球各地出現。某些先驅媒體已為此鋪平道路，包括1970年代在塞內加爾的《Awa》、2012年在黎巴嫩成立的Sharika Wa Laken，以及1998年創辦於比利時的《Axelle》雜誌，這些媒體同時又受惠於這波新的曝光機會。除新聞編輯室的進步之外，無國界記者發現這場運動也推動新聞實務的整體改善，以及許多記者網絡的建立。然而，儘管已取得前述進展，專門報導女權和性別暴力的記者仍是網路騷擾行動到謀殺等一系列攻擊的主要目標。這些侵害行為必須停止。為實現此目標，無國界記者已向政府、警方、司法機關、社群媒體平台和新聞編輯室提出建議，以確保女權和性別暴力議題的知情權獲得真正保障」。
無國界記者編輯總監博坎德（Anne Bocandé）
報告關鍵資訊：
40多個讓女性發聲的標籤獲得全球媒體關注
在報告論及的112國中，近三分之二出現以#MeToo或相關用詞為口號推動女權、性別問題和/或性別暴力相關論述的運動（以113位受訪者中72人的說法為依據，即64%）。在俄國，使用#яНеБоюсьСказать（「我不怕說出口」）此標籤談論這些主題的媒體報導有所成長。此口號在摩洛哥以#Masaktach（「我不會沉默」）的形式出現。其他國家則將其轉化為更明確的訴求，例如葉門的 يزاوج نودب ةياصو （「我的護照不用監護人許可」）和泰國的#DontTellMeHowToDress（「別告訴我該怎麼穿衣服」）。
2. 在112國的113位受訪記者中，超過80%表示女權、性別議題和性別暴力的報導自2017年以來有所增加
特定報導對這場運動的影響尤為顯著，如《紐約時報》對溫斯坦事件的調查在美國引發#MeToo運動。南韓檢察官徐智賢於2018年在電視上揭露自己曾遭上司侵犯，相關媒體報導引發當地的#MeToo運動。同年，巴西最大的電視頻道TV Globo播出一則具爭議性的調查，揭露著名靈媒Joao de Deus性侵數百名女性。
3. 專門報導性別議題的新媒體出現，此主題的相關調查開始登上頭條新聞
一波側重女權和性別議題的媒體在全球各地出現，包括索馬利亞的Bilan、法國的La Déferlante，以及在阿拉伯世界廣為傳播的黎巴嫩媒體Jeem。其中許多媒體只在社群媒體上經營。較早成立的媒體先驅受益於2017年以來再次出現的曝光機會，新媒體則追隨前行者的腳步，例如比利時的《Axelle》雜誌、巴西的AzMina和黎巴嫩的Sharika Wa Laken。綜合性媒體也更願意將對婦女的暴力移出雜聞版面、進行跨版報導，並將相關調查內容放在頭版。
4. 媒體創設「性別編輯」一職
#MeToo運動與「性別編輯」一職皆源自《紐約時報》，該報任命記者Jessica Bennett為第一任負責確保女性和性少數獲得適當報導的編輯。根據無國界記者的報告，27%的受訪者知道自己國家至少有一個性別編輯的新職位。這些專家出現在新聞編輯室後，媒體對前述議題的報導已有所改善：媒體擬定道德規章，以確保其內部流程和新聞報導皆考量到性別議題。
5. 27%的受訪者認為報導女權、性別問題和/或性別暴力會為記者帶來危險
報導這些議題的記者和媒體持續受到迫害，迫使部分記者自我審查或流亡海外。中國#MeToo（#我也是）運動發起人黃雪琴等其他記者則遭到監禁。某些地方可能採取謀殺的方式進行報復：多名報導性別暴力的記者在伊拉克庫德斯坦自治區、阿富汗、墨西哥和其他國家遇害。
6. 近60%的受訪者知道至少一起記者因報導女權、性別議題和/或性別暴力而遭網路騷擾的案件
自揭露「La Manada」（一群因性侵而接受調查的軍官）後，智利報紙《El Ciudadano》總編輯Josefa Barraza Díaz便在社群媒體上不斷受到騷擾。土耳其記者Hale Gönültaş因報導受伊斯蘭國迫害的亞茲迪少數族群（尤其是女性）困境而收到死亡威脅，Kiki Mordi在奈及利亞發表其調查「以身體交換成績」（Sex for Grades）後同樣遭受死亡威脅。在此同時，法國記者Salomé Saqué因其工作遭到報復，成為深偽色情內容的受害者。
7. 威權政權以危險激烈的手段進行鎮壓
儘管這場女性主義之春激勵了許多國家，但大量記者已感受到其餘波，尤其是威權政權統治下的記者。在俄國，流亡有時是唯一的辦法。自塔利班重新掌權以來，女性記者已從阿富汗媒體界消失或被迫流亡。而在伊朗，報導2022年9月年輕的艾米尼（Mahsa Amini）之死和「Jin、Jiyan、Azadî」（「女性、生命、自由」）運動的記者則遭受監禁或監禁威脅。
8. 無國界記者的16項建議可為報導女權和性別暴力的記者提供實質支持
無國界記者向政府、警方、司法機關、社群媒體平台和新聞編輯室提出16項建議，以確保報導女權、性別議題和/或性別暴力的記者得到充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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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由無國界記者和專門報導女權與性別暴力的法國記者Laurène Daycard合作撰寫，並包含下列記者所提供內容：Bettie Johnson Mbayo（賴比瑞亞）、Kiki Mordi（奈及利亞）、Mariana Iglesias（阿根廷）、Ghazal Golshiri（法國-伊朗）、Zahra Nader（阿富汗）、Hinda Abdi Mohamoud（索馬利亞）、Marie Barbier（法國）、Jessica Lopez（法國）、Julie Bianchin（瑞士）與Jovanna Mariám Garcon（瓜地馬拉）等。